1488年的冬天異常寒冷，時任翰林院侍講，實際為太子太傅的程敏政輾轉千里，先是從北京沿大運河南下到杭州，再沿新安江而上回到了家鄉休寧篁墩。這一年程敏政剛到不惑，雖然對官場的不公與黑暗早有心理準備，可是經此挫折后骨子里仍有不甘。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和康復之后，程敏政暗自定下目標：深入進行“天地人”的思考，努力弘揚光大“程朱理學”，對此兼收并蓄，以助國家治理，期待東山再起。

楊錯/攝

神童光環

程敏政出身于官宦世家，父親程信曾為南京朝廷的兵部尚書。程敏政年少時聰慧異常、才貌雙全，四川巡撫羅綺對其很欣賞，向朝廷力薦這位神童。明英宗朱祁鎮召見了他，賜他在宮里用膳，范妃還特地為他整理頭發。傳說席間英宗曾以螃蟹為題出聯“螃蟹渾身甲胄”，程敏政略加思索，應聲對了下聯：“鳳凰遍體文章”。一俗一雅，天衣無縫，英宗拍案叫絕。英宗還讓館閣出題考他，分別作《圣節瑞雪詩》及《經書義論》各一篇。程敏政援筆立就，文采燦然。之后，英宗下詔破格讓程敏政到翰林院讀書，由朝廷供給食宿，安排當世碩儒、翰林院大學士李賢、彭時為之授課。李賢也喜歡程敏政，請他在家吃飯時指著水果出對：“因荷（諧何）而得藕（諧偶）”，程敏政脫口而出：“有杏（諧幸）不須梅（諧媒）。”李賢大吃一驚，對之更加喜愛，請人說媒將女兒許配給他。

還有一次，程敏政跟好友李東陽同游和州采石磯，黃梅季節江上細雨霏霏，李東陽出句：“五風十雨梅黃節”，程敏政立即對出下聯：“二水三山李白詩”，一上一下，妍麗巧妙，圍觀者無不叫絕。明代張誼《宦游紀聞》也曾記載：“安南（即越南）使入朝，出一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腦’，程敏政對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

精于詩詞的“能工巧匠”程敏政就這樣在掌聲和喝彩聲中長大：九歲中解元，二十三歲成榜眼，三十歲出頭就成了大學者，四十歲成為太子老師；明成化年間，出任朝廷禮部右侍郎……可是剛入弘治元年，程敏政就遭遇打擊：因湯燕剛保舉“進賢”一事，被王篙等人參奏彈劾。跟眾多失落的士大夫一樣，程敏政只好悻悻地回到老家休寧篁墩，于老宅中讀書吟詩寫作，或走到室外，與村夫野老閑話桑麻。那一段時間，程敏政留下的文章有《游齊云巖記》《松蘿山游詩序》等，雖不失才華，卻難有個性和洞見。在老家期間，程敏政還專注地方志《新安文獻志》的編撰和修訂工作，為徽州歷史資料的整理做了有益的基礎工作。

大道相通

在老家篁墩居住的五年中，除了寫作相關詩文，程敏政還專注于《道一編》的寫作。程敏政以為，理學一切“求理”的原則沒有問題，可是在更深層次上，仍有很多“理”沒有發現，若一切以“程朱理學”為圭臬，必定會導致“理學”的停滯，形成“文化專制主義”。程敏政還嘗試將朱熹學說和陸象山學說進行融合：在他看來，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與以陸象山為代表的心學，表面上看起來涇渭分明，可是在內在機理上卻有很大相似之處，完全不必針鋒相對，而是可以彼此補充、參照和完善。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程敏政將朱熹和陸象山來往的書信及相關言論，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編為六卷，逐條進行闡釋。程敏政如此解釋，實際上是以一種實事求是精神，客觀看待理學和陸學的分歧。

程敏政所做的“朱陸比較”是極其大膽的，也是充滿危險的，傳統社會的習慣性思維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程敏政的客觀辨證，有違逆不道的嫌疑，很容易被認為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滿和齟齬。程敏政看法與王陽明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達不到王陽明那樣的思想高度。按現代哲學的看法，朱熹一派更像是“客觀唯心主義”，以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客觀存在的自然律，是一切事物的支配者。為學之道，應“窮天理，去人欲”，通過對“理”的參悟，去指導社會實踐，以“修齊治平”的路徑最后“成圣”。陸象山則接近于“主觀唯心主義”，以為世界的本原就是“心”，“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從客觀的“理”，到主觀的“心”，看起來遙遠而森然，其實只有一紙之隔。王陽明以后以為“心即理也”，也是捅破了這一層“紙”，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東西——人只要證得“內心”，就會參悟到宇宙之“理”，繼而成為一個覺者。

程敏政對于“程朱理學”的質疑，跟數百年后的徽州老鄉戴震有些相似，是以自己敏銳而質樸的內心去判斷，以學術見地的不同闡明不同的思想。這是一種不自覺的“致良知”，就是從“本心”出發，來判斷事物。人必須在理論、實驗和思考的疊加中前行，對思考進行再思考，對反思進行再反思，不斷完善，不斷前行，方能進入必然王國。

沒有證據表明王陽明曾受到程敏政的影響。兩人思想有相似之處，可以歸結于潛移默化，也可以歸結于“大道相通”。程敏政比王陽明大二十八歲，他的經歷和心路歷程，與王明陽有些相似，之所以沒有達到王明陽的高度，主要是因為缺乏“機緣”——人若無機緣，怎么能隨隨便便成功呢？

從程敏政、王陽明對于“程朱理學”質疑態度，可以看出的是，到了明中期之時，以“程朱理學”為骨架的主流意識形態已慢慢虛弱和枯萎，它們就像呆板、腐朽、固執的老人一樣，逐步失去了元氣，也失去了吸引力，在慢慢多元化的現實面前，已變得岌岌可危了。

寂然落幕

五年之后，年近四十五歲的程敏政被朝廷重新起用，恢復翰林學士身份，也繼續成為理性而中庸的布道者與執行者。弘治十一年，程敏政被提拔為禮部右侍郎，任《大明會典》副總裁，專門負責內閣各類官方文書的起草和審察。弘治十二年春天，五十歲的程敏政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李東陽一起擔任禮部會試主考官，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發生的“弘治會試泄題案”讓程敏政身陷囹圄。

這個案件俗稱“徐經、唐寅科舉作弊案”（本報曾刊登相關文章），這場朝廷定性的“科考舞弊案”對于程敏政等人的打擊是致命的——一段時間后，程敏政雖平反獲釋，心中仍舊郁郁不平，出獄不久就在悲憤中患病離世。后來的《四庫總目提要》如此評價：“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獨以博學雄才，高視闊步，其考證精當者亦多有可取，要為一時之冠冕，未可盡以繁蕪廢也”，以為程敏政遭此不測是為人嫉妒所致。

曾為“神童”的程敏政就這樣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趙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