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記事起,“張老師”便是我娘的專有稱呼。
我們院子里有兩個張老師,樓下的張世英老師也教語文,一直干到在蚌埠二十三中退休。他少見笑臉。偶爾在院子里笑一下,那是寒暄。擱他那里,顯出了傳統嚴管型男人的樣子,對子女少有好臉色。他愛人我們喊張媽,整日笑瞇瞇的。她真是好脾氣,對丈夫的訓斥從不往心里去。習以為常。
小院里熱熱乎乎喊“張老師”,大多是稱呼我娘的。進了院子的二道門,在樓下就扯著嗓子喊。張世英老師不會出來應聲。鄰居、街坊、我哥哥姐姐的同學、我爹娘的老友、同事都這么喊,成為特指。一直到我娘下放到廢品公司乃至于退休,這稱呼就沒斷過。2001年去世的時候,她的挽聯上最終以“張老師”畫了句號。
我對母親做老師的印象卻很模糊。她愛看書,但從不曾見她在家批作業、備課。
小時候跟去過她上班的財貿學校,就在向陽路挨近二馬路的街西側,一個很小的門洞。進去直接上木樓梯到二樓,便是一片展開的空間。往北是幾張辦公桌,面向二馬路的窗戶;南側有張乒乓球桌,很醒目。終究沒有見到過我娘上課的情景。但我娘定是個好老師。做這種斷定,是因來看她的學生,能把“張老師”喊成“娘”一般的語氣、意思。一幫拖兒帶女的成年人,見著我娘孩娃一樣地歡騰,圍著她說笑,問長問短。回頭去看、去想,便覺得詫異。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老師、知識分子,是斯文掃地的。但在蚌埠街,在我經歷的小學、中學,在我娘那里,反倒覺得“張老師”是個香餑餑,過去的學員們對她始終親熱里帶著尊敬。
后來,財貿學校解散,娘分到廢品公司的門店當了營業員,店里的勞動人民男男女女,很粗野地開著市井葷素玩笑,但話頭卻在娘的跟前劃了界限,也絕不越界。喊著“張老師”,對我娘的敬愛顯而易見。
娘的學生大多是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他們知道張老師家生活拮據,就把廠里外包掙錢的活介紹給我娘做。我們家給火柴廠糊過火柴盒,一件一件地粘貼,堆一面墻才一兩塊錢;給醬園店切過胡蘿卜絲,滿屋子的胡蘿卜味許久也散不去。都是娘的學生給攬下的活,在那個囊中羞澀的年月,無疑是雪中送炭了。
娘最開心的是和她過去的學生在一起。滿臉的笑意里洋溢著的那份親切和歡喜,是從內心里發出的。很放松,很親近。如今看著他們聚在一起的情景,都讓我仍生妒忌。如果以“張老師”的表情去解說那個時代的師生感情,至少我們知道,傳統的尊師重道的東西,始終鑲嵌在中國人的靈魂里,依然是底色的一部分。除非你把樹連根刨去,否則那根子照舊深扎大地。
有一本相冊是我娘幾個學生送的,那個年月送相冊和送水瓶、臉盆、日記本一樣的時興。
看封皮,應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表情。那時,我娘已經告別學校接近十年,掐去在廢品店里的幾年,離開講臺也在十五年以上。
有的學生跟娘念書,也就斷斷續續的幾個月,最多的也不超過一年,但那種情感卻牢牢地鑄就在師生心間。看著我娘和她的學生的合影,想著過去的事情,我想,我娘定是個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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