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去一位抗美援朝老兵家，他給我看了一枚1951年國家頒發(fā)的抗美援朝紀念章。我說，我也有，是我大舅贈送給我的。大舅，是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戰(zhàn)士。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打響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拉開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序幕。也在當年年底，滿腔熱血的大舅主動應征入伍，跨過鴨綠江，投入到這場偉大戰(zhàn)爭中。而當時，大舅家一刻也不能沒有他。全村人都知道，大舅結婚不久，大孩子剛剛出世，還有十一二歲的弟弟需要他照顧。盡管知道有許多可以不去參軍入朝的理由，但大舅更知道，在國家需要的時候，這些都不能成為理由。大舅說，我們窮人過上了好日子，更要團結一心，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當然，要感謝賢惠的大舅媽，她親自送丈夫參軍入伍。 

曾聽母親說，大舅入伍那天像過節(jié)一樣熱鬧，村里敲鑼打鼓，把胸前佩戴大紅花的大舅送到十幾里外的鄉(xiāng)里。一路上鑼鼓喧天，“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的口號聲震耳欲聾，引來沿路群眾駐足觀看。當年入伍當兵的，村里只有大舅一個，全鄉(xiāng)也不多。這一天，在大舅的一生里，或許比他的生日更重要。 

1953年7月27日，經過志愿軍近三年的浴血奮戰(zhàn)，吃了敗仗的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在《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此后志愿軍分批撤離朝鮮戰(zhàn)場,大舅也于1954年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皖南歙縣南鄉(xiāng)半山腰的一個小山村。退伍返鄉(xiāng)的大舅有機會吃公家飯，但他考慮到家里更需要自己。于是，他自愿回家當了個農民，且當了一輩子的農民。 

大舅家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正屋大門左上方懸掛了一塊二三十公分長、十幾公分寬的紅色長方形木制牌匾。牌匾雖經幾十年的時光，但上面的“光榮軍屬”四個字仍然清晰可見。大舅媽說，大舅把它當成寶貝，每逢過年過節(jié)，他用干凈棉布把這塊牌匾擦得一塵不染。我想，在大舅心中這塊“光榮軍屬”榮譽牌匾是至高無上的，自然它也給我們帶來榮耀。 

大舅言語不多，除了跟他姐——我母親拉拉家常外，與他人一天到晚講不了幾句。就是跟他人聊天，他也從不顯擺自己入朝參戰(zhàn)的“功勞”。當然，他也從來不跟我們說起自己在朝鮮戰(zhàn)場上的事。但是，一旦有人說他退伍返鄉(xiāng)當農民吃了虧時，吧嗒吧嗒抽著旱煙的大舅，會馬上打斷別人的話語，說：“比起那些犧牲在朝鮮戰(zhàn)場上的戰(zhàn)友，我很幸福。因為我不僅還好好活著，而且還有四男三女一大家子。”我終于明白了大舅始終只字不提自己入朝參戰(zhàn)“功勞”的原因了。 

我打小記事起，就常常聽大舅高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每次聽得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受大舅的感染，我四五歲時就把這首《志愿軍軍歌》唱得一氣呵成、自然流暢。好多年來，每當好友相聚，以歌助興時，我必唱《志愿軍軍歌》，聲情并茂的演唱也贏得眾人的熱烈掌聲。我知道自己是用心歌唱，把歌聲獻給我大舅，把歌聲獻給數(shù)以萬計默默無聞的志愿軍戰(zhàn)士。 

記得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個正月，五六歲的我跟隨母親去大舅家拜年。大舅帶我到他臥室，并從大櫥柜的小抽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他珍藏了二十多年的抗美援朝紀念章，那是國家1951年頒發(fā)的。他又鄭重地把紀念章掛在我的胸前，說送給我這個他最喜歡的小外甥。在他的三個外甥中，數(shù)我的嘴最甜。但我想，大舅是希望我長大后能夠成為一個對國家和社會有所貢獻的人。從此，我把這個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一直在努力著。我參加1985年高考并被中專學校錄取。大舅獲悉后，便自豪地對左鄰右舍夸道：我姐荷花的小兒子有出息。工作后，我成為了一名監(jiān)獄民警。回老家拜望大舅時，他看見穿著一身嶄新挺括警服的我時倍感欣慰，并再三叮囑道：不拿不貪，秉公執(zhí)法。 

勞累一輩子的大舅，因積勞成疾而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離世，時年66歲。二十多年來，他身披當兵時的鵝黃色軍大衣，蹲在門口石磅上吧嗒吧嗒抽旱煙的熟悉身影，像電影畫面一樣經常在我眼前呈現(xiàn)。2020年，紀念志愿軍抗美援朝70周年的時候，我不由得懷念起大舅了。我的大舅吳柏順，是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戰(zhàn)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