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一個人是講緣分的。

認識一件事物也一樣。

認識《新安晚報》也起于“緣”。

那是2002年春，我辭去美國大學的教職回到中國，在安徽大學任外籍專家，還投資了企業，辦了一個學校。在中美之間來回穿梭的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字：忙。痛苦并快樂著。

偶然的一次朋友聚餐，認識了時任《新安晚報》副刊部主任的馬麗春女士。印象中的她，是一位干練、直率、很有開拓精神的職業女性。她知道了我的經歷：在中國讀完本科，去美國讀研、讀博，后來又留在美國大學教書，還辦了公司，現在又回到了出生的的地方——合肥。閑談之余，她建議我在她主編的副刊開辟一個專欄。

“就叫‘東西方’吧”，她笑著對我說。眼神中仿佛在征求我的意見，又似乎對這個“新產品”充滿了期待。

“我試試吧”，我答應了下來。

就這樣，我與《新安晚報》結緣。

文章多是隨筆：一件事，一個人，甚至是一片片的思緒，都會由感觸的情懷變成流暢著的字符，記錄著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其實，在離開中國二十多年后重回中國，而且要在中國生活、工作，要與政府、企業打交道，要管人、管事，實屬不易。比如，在生活中的偶遇：買房，賣房，泊車，看病，朋友借錢，請客吃飯……這些每天的所遇、所見、所聞，這些小故事卻折射出大的差異：中國社會的“情禮法”與美國社會的“法理情”。

那時的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去想：“為什么會這樣?”“怎么才能不這樣？”雖然沒有答案，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就成了“東西方”的主題，吸引著我，也吸引著《新安晚報》的讀者們。

我開始適應這個原本熟悉的故鄉，我在改變自己。促成這個改變并一直伴隨著我改變自己的，是“東西方”。我真的很感謝它：它給了我時間和空間，審視自己，思考社會；它使我不時起伏著的情緒，得以緩和和平息；它給了我一個平臺，認識了那些關注著“東西方”的朋友們，成為可以交流的朋友。

直到多年以后，我也非常珍惜那段時間：由于“東西方”的話題，得到了那么多朋友的關注和贊許。那是一次次的聚會、交友、談心，那是愉快的溝通，是心靈之間的碰撞。

在隨后的三年多的時間里，“東西方”陸陸續續發表了50余篇文章。200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決定將“東西方”文稿集中成冊，取名《近看東西方》，余秋雨老師為這本書作了序。出版發行后，兩年之內三次印刷，后來在2009年又推出修訂本，至今已13次印刷。

值得一提的是，一輩子從醫的父親母親，每當看到“東西方”有了新的文章，都會把它剪下來，做成簡報本，仔細保管。他們的認真細心，一絲不茍，時時都在感動著我，也成為我繼續“東西方”寫作的動力。

隨著“東西方”的延伸，我成了新華通訊社的時事評論員，講述著東西方的故事，它們的差異，它們的發展，進步和展望。

“東西方”已經漸行漸遠。但，“東西方”的主題是永恒的，“東西方”帶給我的緣分更是珍貴的。它使我對《新安晚報》產生了一種特有的情懷，它使我時常自審、自視，以獨特的視角了解自己，也了解今天變化著的社會和世界。

作者簡介：

許崗，美國社會心理學博士。《新安晚報》“東西方”專欄作者。分別擔任美國大學教授，研究員，安徽大學外籍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