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報紙雜志的印象，說到底，就是對其從業者的印象。這么多年，我和我先生陳桂棣的文學作品，當然指的是中長篇的報告文學作品，大都是給北京的《當代》雜志。倒不光因為《當代》被譽為“國刊”，而是《當代》雜志社有一群我們特別信賴的編輯，他們既有令人稱道的眼光，還有敢于擔當的精神。而平日寫的一些有感而發的隨筆和散文，在安徽也大多給了《新安晚報》，同樣，因為《新安晚報》有著一群既敬業又有職業操守的好記者和好編輯。

我最早認識的《新安晚報》記者，是當時的文化新聞部主任丁光清。那還是1998年7月的一天，外面下著瓢潑大雨，全身被淋透了的丁光清卻突然找上門來。原來，那天下午，合肥市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將一套住宅的鑰匙送到了老陳手里，因為老陳的報告文學《淮河的警告》榮獲了國家級文學獎——首屆“魯迅文學獎”，市里下文嘉獎，并獎勵他一套住房。傍晚，丁光清得知這個消息就冒雨趕來采訪。我有心留他吃頓便飯，他竟怎么也不肯，說要趕回去寫稿。第二天的《新安晚報》頭版頭條即登出《合肥重獎作家陳桂棣》的新聞。也許合肥市委、市政府以這樣的方式表彰一個作家，在當時的中國也屬罕見吧，這篇新聞很快還被《人民日報》華東版頭版轉發，一時間，這事被傳為一樁美談。

后來，《淮河的警告》被改編成電影《零點行動》，丁光清則從電影劇本在京通過專家論證起就跟蹤報道；當攝制組將合肥市和蒙城縣兩處確定為外景地時，他更是不辭辛苦地深入現場，不僅及時寫出拍攝花絮，還圖文并茂地對導演和演員進行專訪。尤其是，他把電影所要表達的“小康小康，首先得健康”的主旨作了深刻的詮釋。前后長達半年之久，他陸續寫出12篇有關報道。丁光清的這種新聞敏感與敬業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以后，我們便與《新安晚報》結下了不解之緣。

記得2002年2月17日，大年初六，年僅46歲的合肥作協副主席蘇廷海與世長辭。正在外地采訪的老陳聞訊后，當即返回合肥，強忍悲痛趕寫出一篇近三千字的紀念文章《送蘇廷海遠行》，并將稿子送到《新安晚報》，找到剛上任不久的副刊部主任馬麗春。其實，那時他們彼此并不認識，馬麗春對蘇廷海更是一無所知，但聽了老陳的介紹，得知蘇廷海是新華社安徽分社一位記者，又是中國文壇知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作品因為直指時弊，為弱者仗義執言，曾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就促使70多個為非作歹的黨政官員和不法分子被判刑或遭到處分，被老百姓譽為“新聞猛士”。馬麗春看了老陳的文章，不由肅然起敬，她果斷地撤下兩篇散文，將此文排了上去。第二天的這期報紙被及時送到了蘇廷海的追悼會上，大家無不為《新安晚報》的義舉而感動，認為這是對英年早逝的“良心記者”最好的慰藉。

后來，我們的一部長篇報告文學由《當代》發表后，首先予以評介的也是《新安晚報》。馬麗春以整版的報道，和吳國輝在網絡上廣為傳播的評論，其影響之大，連中央電視臺《面對面》節目在專訪我們時，首先出現的畫面就是他們兩人的文章。

盡管，這之后，我和陳桂棣離開過安徽多年，但不管在江西，還是在北京，我們與《新安晚報》的朋友從沒有間斷過聯系。前幾年馬麗春離開了副刊，接受我們稿件的編輯換成黃從慎，黃從慎似乎不茍言笑，開始我還以為不好相處，但接觸之后竟發現他是一個極其真誠、十分尊重作者的謙謙君子。每次我把文章發過去，不出一天，準會收到他的回復：“稿子收到，謝謝支持。”還忘不了加上“春安”或是“秋安”之類問候語；稿子用出時，又總會收到他的短信：“大作今日刊出”云云。今年年初，我和老陳多年的摯友周先彬突然去世，周老堪稱中國工業改革的一位先軀，卻由于歲月更迭，人事復非，再加上他已退休多年，因此，他的離世無聲無息。我停下手里的一切工作，趕寫了一篇近三千字的文章：《一個改革者遠去的背影》，首先給了《南方周末》。然而《南方周末》春節期間的稿子已經排滿，他們為盡快發表，便決定改上自己的APP新媒體。我考慮熟悉APP的多是一些年輕人，為讓安徽更多的讀者不致遺忘這位對中國改革事業有過特殊貢獻的老同志，就又破例將稿子發給了黃從慎，希望《新安晚報》的紙媒也能用一下。今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周先彬又是安徽當年改革的先行者，黃從慎意識到這不是一般的稿件，特事特辦，竟搶在《南方周末》APP的前面發了出來，這種魄力不能不讓人心生敬意。

總之，每當人們一提起《新安晚報》，我的眼前就會閃現出一個個既親切又難忘的身影。女記者史守琴因為愛為弱勢群體抱打不平而得了個“史大俠”的美名，我們在調查“三農”問題的時候與她相識，從而成為不錯的朋友。她為人大大咧咧，十分仗義，有幾次老陳生病我一人外出采訪，她怕我去的農村較偏僻不安全，硬是從報社要了個任務陪我一同前往；印象最深的是去金寨縣花石鄉尋訪老紅軍徐德英的后代，我們在深山老林里爬了整整4小時的大山，因為她身體微胖，又有哮喘的病根，那次差點虛脫。望著她一身大汗，頭發也像被水洗過的樣子，我著實被感動了。

作為一個職業作家，我對既能寫出一手好新聞，又能著書立說的記者，自然便會高看一眼。曾經是《新安晚報》首席記者的章玉政，他不但把“新聞”這個職業做得十分出色，忙里偷閑還出了幾本沉甸甸的文史專著。他非常好學又為人謙虛，我們每次從外地回來，都會約在一起坐坐。幾年前，我們的新書《調查背后》在安徽圖書城首發，他一個人一下就買了二十多本，說是要送給他的那些朋友；其實我心里很清楚，他是在用這樣一種形式表示對我們的支持。

春風化雨潤無聲，一枝一葉總關情。說來也巧，我是1993年的秋天從江西來到合肥的，《新安晚報》也正是1993年那年創辦的。25年來，我親眼目睹了它從誕生到不斷發展，直到今天如何成為“中國十大晚報、安徽第一報”的；它也見證了我是如何從一個文學愛好者，成長為一個兩次獲得《當代》文學獎，還獲得了“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的作家的。我很感謝上蒼，在我前行的道路上能夠遇到這么多正直、善良、有理想更有擔當的媒體朋友，是他們，讓我對合肥這片土地有了深深的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