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1日，帶著六次報警記錄，兩份家暴告誡書，數份傷情鑒定、傷殘鑒定，小謝走進離婚案件的庭審現場。

法院查明，自2021年5月結婚以來，小謝被丈夫賀某長期、反復實施家暴。在2023年4月24日，小謝被毆打致十二指腸、左肝破裂，腹腔積血，腎功能受損，身體四處重傷二級，五處輕傷二級。

被家暴的兩年間，小謝嘗試過報警、咨詢律師、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也曾向婦聯、社區求助，幾乎窮盡了受暴者能觸及的求助方式。

2016年實施的《反家暴法》包含了層層法條，包括“告誡制度”“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庇護制度”等。這些法條為受暴者編織出了一個保護網，小謝既是從尚不嚴密的縫隙中被漏掉的受害者，也是最終被這張保護網托住、逃離家暴深淵的幸存者。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家庭暴力日，封面新聞記者采訪長期關注反家暴領域的律師、社工和學者，我們試圖找到答案，為什么在有制度保護的社會中，自救意識極強的小謝還是沒能阻止家暴發生，為了保護更多的“小謝”，我們還能做什么？

“家暴是一種權力控制”

第二次因被家暴報警時，成都女子小謝已經懷孕八個月。

那天是2022年1月13號凌晨，前夫賀某用取暖爐砸了她的頭，搶走她的手機，鎖上了家里的門。

忍著恐懼和疼痛，小謝等到賀某熟睡后，才拿著自己的舊手機去衛生間偷偷聯系朋友，“我被家暴了，你幫我報警，要讓警察在早上八點鐘之前來。”收到回復后，她迅速刪掉了聊天記錄。

早上七點多，警察上門將兩人帶去派出所做筆錄，小謝叫來了哥哥謝庭，從小疼愛她的哥哥這才知道她挨了打，激憤地要求警方拘留賀某。但警察告訴他“不是想拘留誰就能拘留誰，辦案有辦案的流程。”在謝庭堅持之下，警方出具了一份家暴告誡書。

警方出具的家暴告誡書 圖源受訪者

小謝不是會委屈自己的女孩，“我剛開始被他家暴就報了警，提出要離婚，但一方不同意，這個婚根本離不掉。”律師告訴小謝，離婚訴訟一審是不會判離的，她又處于孕晚期，難度更大。

孩子出生后，小謝再次聯系律師想要離婚，她不要財產和撫養費，只要孩子。律師勸她和丈夫協商離婚，這樣冷靜期一結束就可以拿到離婚證。“我跟他協商一次，被打一次。一共有六次，都是因為跟他提離婚被打的。”

后來，小謝在家里發現賀某和前妻的離婚判決書，上面寫著他常對原告“大打出手”，她才意識到賀某是個“家暴慣犯”。結婚后，小謝遭遇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家暴，受傷或留下記錄的就有16次。賀某的爆發總是毫無預兆，有一次，兩人在外吃飯時，賀眾陽猛地把滾燙的砂鍋掀到她身上。這一幕被飯店的監控拍下，小謝看視頻時覺得恐怖“那個鍋剛燒開能燙死人，他一點猶豫都沒有。”

但在施暴后，他又會迅速冷靜下來，控制她的手機和人身自由，刪除她保存的圖片視頻，警告她，如果不聽話就不會送她去醫院。

賀某曾對小謝說，“別人打一次也就好了，你怎么打都打不好。”他覺得小謝挨了打，就該聽話，不再提離婚。

這印證了代理律師李瑩的觀點，家暴本質上是一種權力控制關系，是一種長期、有計劃的控制模式。李瑩是長期代理、援助家暴受害者的婚家律師，2015年創立了運營“家暴求助”小程序的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在她看來，施暴人一旦覺得自己要失去控制權，會用更嚴重的暴力去控制對方。

告誡制度回應“家暴證據痛點”

兩份家暴告誡書是幫助小謝一審勝訴的重要證據。

《民法典》規定，實施家庭暴力屬于一審就能判離婚的情形。但在現實中，要證明且認定家暴長期、反復存在非常困難，這種來自親密家庭成員的暴力，往往發生在密閉空間，難以留下證據。即使留下明顯的傷勢，在暴力發生后也很難證明是家暴造成的。

小謝離婚案開庭當天，幾位家暴受害者從各個地方趕來支持她，其中有一名臉上帶著嚴重燒傷痕跡的女性，她是李瑩代理另一家暴刑事案件的當事人曲木鐵古木。

來自涼山的鐵古木自述長期遭遇家暴，2023年8月13日晚，她被丈夫當街毆打，幾個小時后被潑白酒燒傷，致重傷二級。警方拘留了她的丈夫，但他堅稱是鐵古木燒傷了自己，不久后就被釋放了。今年3月，警方通報稱，事發前當事人雙方均有飲酒，事發時無第三人在場，曲木鐵古木系被酒精類物質燒傷，目前未發現證據能夠證明系其丈夫所為。

徐珺是曾介入援助鐵古木案件的源眾志愿者社工，說起這個案子她忍不住嘆氣。

前往鐵古木家走訪時，她發現，就連鐵古木的家人也認為“男人總要打老婆的，只要打得不嚴重，就不是大事。”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鐵古木被家暴多年，卻幾乎沒有留下報警、求助或就診的記錄，案件調查因證據不足陷入停滯。

李瑩和徐珺都提到，警方出具的告誡書對受暴者來說非常重要。告誡書內容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實陳述，是對家庭暴力事件的收集取證，可以在離婚訴訟中作為證據被采納。

報警求助中完成雙向“普法”

對于像鐵古木一樣的受暴者來說，報警也有難以跨越的“技術門檻”。

“你不能要求一個普通人能夠清晰地知道法定程序、法定術語。很多受害人只會說，我被我老公打了，你們把他抓起來。警察就會告訴你抓不了，不能隨便關人。然后，就結束了。”徐珺觀察到，這樣的消極回應會讓受暴者陷入更大的無助感。

作為志愿者社工，徐珺扮演的角色更像一個翻譯，把口語化的求助轉譯成警察熟悉的法律術語，幫助受暴者提出要求。“比如要求開執法記錄儀，索要報案回執，留下記錄。傷勢重需要警方委托機構做鑒定，及時做筆錄固定證詞，要把報警變成有用的事。”

《反家暴法》剛實施那幾年，徐珺在介入援助時，不時會遇到不知道反家暴法，也不知道《家暴告誡書》怎么開的基層警察。“他們的認知也停留在‘清官難斷家務事’上，不會主動介入家暴案件。”源眾在2023年對求助者進行調研的一份報告中，74位有過報警經驗的受訪者里，拿到告誡書的受害者僅有6名，警方出警后明確批評教育的19名，制止家暴的4名，而被勸和的有33名，占比超過40%。

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受暴者往往可以成功爭取到《家暴告誡書》，并固定其他有效的證據，這種求助事實上完成了一次對接警人員的反向“普法”。

“家暴告誡書是制止家暴的有效手段。”這也是“萬家無暴”項目發起人萬飛，從實踐經驗中得出的結論。他在對基層人員的培訓中，也不斷推廣以書面制止代替口頭批評的經驗。

萬飛曾經是湖北監利市的一名警察，退休后，他創立同一片藍天婦兒消費者維權研究會，為被家暴的婦女兒童提供援助。在他的觀察中，《反家暴法》實施后，警察對家暴案件的處理有了極大的轉變。

“首先是認知的轉變，過去家暴被當成民事糾紛甚至是家務事處理，但現在是作為一個行政案件，嚴重的就是犯罪刑事案件。其次，則是處置方式，以前口頭批評為主，現在要開法律文書。”萬飛在回訪中發現，經過書面處置，家暴復發的比例會大大降低。

反家暴民間志愿者郭咋也有類似的感受，“警方的合理處置可以預防家暴升級，我們會說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就是因為在相對封閉的環境里，如果沒有干預，權力上位者的施暴是很難自行停止的。”

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完善

在小謝的案件中，面對一個“家暴慣犯”，告誡書的震懾力十分有限。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就是為預防嚴重家暴行為設計的。保護令包括禁止被申請人實施家庭暴力，禁止騷擾、跟蹤等。

然而在落實層面，受暴者經常被申請程序攔在門外。

被砂鍋燙傷后，小謝曾在社區工作人員的指導下為自己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2023年4月24日，她將人身保護令申請和離婚申請書一并提交至法院。但由于材料中缺少賀某的身份證明，她需要補齊材料，第二天再來辦理。

當天晚上，賀某再次找到小謝，將她帶到一家酒店的房間里。看到她準備的離婚材料后，賀某握拳不斷重重擊打小謝腹部，無論她怎么閃躲、抱緊自己都沒能避開。小謝抓住機會拉開酒店房門大聲求救，一個路過走廊的旅客報了警，她才得以被送到醫院搶救，在ICU昏迷三天后才醒來。

小謝腹腔內的器官破裂移位，病情記錄顯示，入院時，她的腹部膨隆，可見腹壁大面積淤青。為了做手術，她的胸口到腹部留下一條30厘米長的口子。術后五個月漫長的恢復期間，小謝身上插著10根引流管，掛著人工造瘺的袋子，很長一段時間里，她都要依靠瘺袋排泄。

賀某沒有被保護令限制，直接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024年1月5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檢察院以其涉嫌故意傷害罪、虐待罪提起公訴。

5月31日，成都武侯區人民法院當庭判決準許離婚，小謝獲得女兒的撫養權。次日，小謝接回分開一年多的女兒。

接回女兒近半年，這個嘴甜的小姑娘無比依戀小謝，偶爾分開就要打電話說“想媽媽”。“為了女兒，也想好好活著。”小謝說。

11月22日，小謝收到財產糾紛庭審及刑案庭前會議延期的消息，她將對左腎重新進行傷殘鑒定，再次提交證據。她在律師協助下申請法院提級審理，希望將賀某的罪名改為“故意殺人罪”。

小謝的傷殘鑒定書 圖源受訪者

源眾的調研報告中，也關注到向法院求助過的受害人。在71名求助者中，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成功的僅有4人。

同時關注到這個問題的，還有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副教授謝玲和重慶市婦聯維權部。很快，她們也給出了解決的嘗試。

2024年10月1日，《重慶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正式施行。其中最大的亮點，就是首創了一站式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工作機制。

謝玲介紹，這套機制下，家暴受害人可以通過手機直接向法院申請線上簽發獲取，也可以通過公安機關、婦聯向法院提出保護令申請并送達。整個流程易操作、速度快、最快20分鐘受害人就能申請到保護令。

尚未完全激活的庇護制度

11月中旬和小謝見面時，她開心地告訴記者“重慶最近出了一個反家暴的地方規定，我看到的時候是很開心的，不管我在這件事上有沒有出一份力，但是大家共同的努力，總能推動一點點。”

這也是郭咋與徐珺相信的，作為國內為數不多的有豐富介入經驗的社工志愿者。她們要做的，是將復雜的問題拆解開，撬動各方資源協作，對受暴者進行援助。郭咋說，“一部法律出臺，并不意味著馬上就能做到有法可依。當事人在維護自己的權益，實踐求助的流程時，就是在激活這個制度，推動反家暴法的適用。”

李瑩也認為，反家暴法中的庇護制度就是這樣，還沒有被完全有效激活，“它是個很好的制度，但你會發現許多人并不知道庇護制度的存在”。

庇護面向“身體受到嚴重傷害，面臨人身安全威脅或處于無人照料等狀態的受暴者”，公安機關應當通知并協助民政部門將其安置到臨時庇護場所、救助管理機構或者福利機構，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臨時生活幫助。這是重要的兜底制度。

當小謝講述自己逃到重慶的朋友家，被賀某堵在出租屋樓下的經歷時，記者問她，成都其實有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臨時庇護場所，你知道嗎？小謝搖了搖頭。

不光受害者不知道，她向公安、法院、婦聯、社區求助時，也沒有工作人員告訴她，存在一個庇護中心，是賀某無法闖入的。

郭咋曾經搜索過各地的家暴受害者庇護所的公開信息，發現它們的有效性參差不齊。“我打過庇護所的公開電話，那里其實是一個救助站。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自己都不知道，救助站還有庇護家暴受害者的功能。”

源眾的調研報告顯示，58名被訪受害人明確表示曾因家暴需要尋找暫住地，但在這些人中，僅一人入住過庇護所。

在調研結論中，源眾建議改變庇護所管理理念，完成救助思維向服務理念的轉化。“這對普遍存在心理創傷的受暴女性尤為重要。”

自2016年出臺以來，反家暴法的落地和執行已經成效初顯，但是，家暴防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對從事反家暴工作的基層人員、服務者有一定的專業能力要求。和受暴者數量及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相比，援助機構的力量杯水車薪。

像郭咋一樣的民間志愿者，在工作時也會面臨身份合法性的質疑。“對我們來講，這部分工作的問題在于不可持續。”

但這并不能阻礙她繼續服務受暴者。她樂觀地倡議，“其實很多旁觀者也可以加入進來。這份工作看起來困難重重，但是對于個案受暴者來說，只要其中的一環，稍微有一點點突破，這套保護機制的齒輪就可以開始轉動。”

封面新聞記者 郝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