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在調研時強調，要高度重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對未成年人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等嚴重犯罪，符合核準追訴條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則新聞一出，立刻沖上熱搜，可見民眾的關注程度。

這一強調的意思很明確，最高檢并不會放縱未成年人從事惡性犯罪，雖然并沒有直接點名，但聯想到最近一起標志性個案，檢察長的表態體現了維護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或可為更多潛在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偵辦與審理指明方向。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2023年6月披露的數據，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

未成年人犯罪居前五位的分別是盜竊罪、聚眾斗毆罪、強奸罪、搶劫罪、尋釁滋事罪。近年來，未成年人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明顯上升。

在此背景下，如何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勢頭，成為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何對待未成年犯，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政策。長久以來，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政策一直堅持教育為主的方針。

200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中明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和特殊保護的原則。

落實到具體的法律制度上，我國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有不少對未成年人嫌疑人的“優待”。比如大家都知道的14周歲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減輕處罰等，加上現實中存在一些低齡人實施違法犯罪未被追究責任的報道，導致一些人產生了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逍遙法外的錯誤印象。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對未成年人當然要以教育、挽救為主，但懲戒本身也教育的一個方面，如果沒有懲戒，教育就無從落實。

沒有懲戒的教育難以發揮作用，沒有教育的懲戒也就淪為復仇，兩者都不是司法追求的目標。因此，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繞不開法律和懲戒。

善良的民眾總是擔心兇手逍遙法外，紛紛要求嚴懲兇手。實際上，眾多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包括此次邯鄲殺人案，輿論探討的熱度褪去之后，都必然回歸法律程序。

刑事法律政策和刑事司法制度，都是經過細致研究和長期實踐檢驗的，并不會輕易放縱犯罪分子。

比如，我國《刑法》在規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同時，第三款也規定了，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根據上述規定，即便未滿14周歲刑事責任年齡，要是謀害別人的性命，最高人民檢察院仍然可以核準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年齡并不是作惡犯罪的“護身符”！

借由最近最高檢的表態，堅定了人們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態度，也喚起社會對未成年人相關議題更大的關注，合力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撐起法治藍天。（據安徽時評   撰稿：呂義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