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多次在呈交朝廷的奏折中提到一位擅長救災的地方官員王用賓，并對其評價頗高，稱其“公事奮勤，性情質直”。

王用賓（？-1850年），字禮之，懷寧縣人。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中戊寅恩科舉人，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科進士。授官江蘇沭陽縣知縣，不久調江蘇儀征任知縣。道光十五年（1835年）由江蘇巡撫林則徐保薦，任江蘇海州知州。不久，林則徐與兩江總督陶澍又奏請道光“海州知州王用賓，明爽勤干，堪以委署江寧府知府”。道光批準王用賓代理江寧府知府。后來，王用賓調至福建漳州府任知府，剛工作兩個月因母親去世丁憂回籍。守喪結束后，王用賓被任命為臺灣府知府，就在他準備上任之時，突然接到圣旨，改任江西吉安知府。1850年，王用賓在吉安任內病逝。

熊鳳霞/攝

精通水利的專家型官員

王用賓的正直、廉潔，主要表現在水利建設和救災方面。水利工程建設涉及材料、施工、造價、驗收等，容易產生腐敗。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工程是水利工程，進入明清時代，黃河、淮河、永定河、京杭大運河等河道關系重大，河工被列為四項全國性重大政務（“大政”）——河（河工）、漕（漕運）、鹽（鹽務）、關（稅關）——之首。清代民間有一個說法：“文官吃草，武官吃土”。其意思是，文官在其主管采購治河用的埽工物料（草）時虛報工程用料套取經費；負責筑堤、打壩施工的武官用虛報土石方（土）等作弊手段以獲得工程款。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即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的當年，知名學者魏源說，“南河、東河數十百冗員，數百萬（兩銀子）冗費”，可見很多經費被浪費。

盡管搞水利是個“高風險”的職業，但必須有人去做、去抓，所以信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的林則徐選擇了王用賓。王用賓是個專家型的水利官員，他任職的儀征、鎮江位于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江蘇多地因干旱造成運河水位過低影響了船只通航。王用賓做到日日查勘并不斷向江蘇巡撫林則徐稟報：“橫閘內外挑撈之后，較量江中水面高于新挑河底三尺四寸。”“自初八以后，一連數日西風大發，江潮消落異常，以致口門露出之沙反高于江面之水，須待江潮再漲，幫船始能進閘。”

京杭大運河是否暢通關系到國家的漕運，可是不少地段河床露出，甚至出現斷流，船只無法航行，形勢嚴峻。王用賓下令，將下游閘座先行下板，用來攔河蓄水，又選擇重要地段，組織人筑起數座大壩，派水利專家測量淺阻的河道，招集民工用鐵簸箕扒開河道上的沙石，雇用工匠將橫閘口門外的十五丈余寬攔沙帶鏟鑿掉，使得內外水勢相通。接著，他下令于江口另筑軟體壩，取勢迎接潮水入河。他認為，無論晝夜一旦出現東風，就督促裝軍糧的船乘潮進閘。林則徐從巡撫衙門趕到救災第一線，與王用賓等人研討出了一套方案：自橫閘以下至張官渡各段閘壩，互相啟閉，層層套蓄，不使底水泄枯，是以進閘之船得以接續南下。

王用賓說：“該河淺澀，應須大挑，工段尤覺綿長，若將空船截留壩外，等候挑工完竣，為日既久，恐致修艙稽遲，自應斟酌變通，期于兩得。”林則徐于是與鎮江道府酌商，他說：“將橫閘以上至京口運河一時未經行船之處，即先勘估開挑，其橫閘以下河道，仍留與幫船行走，俟回空過竣，接續興工，庶催漕挑河兩無貽誤。”王用賓派人察看風向，將江、浙各幫船提至橫閘對口之小沙頭港處停泊，一遇漲潮風順，即行催令進閘。

就在王用賓竭力挽回水勢之時，忽然雨雪紛飛，北風怒號。王用賓以為天降雨雪，運河水漲運糧船可以通行，不必再雇夫役拉船過淺灘。誰知事與愿違，運河水位雖然提升了，但是雪后氣溫大降，運河冰凍厚度有一尺多，船只愈加不能通行了。運糧船凍在河中，軍船上一些水手借口糧食吃盡，向店鋪強賒強買。王用賓只得多雇敲冰船只，日夜開鑿，在兩日內將經行河道全部鑿通。遇有鬧事水手，就近嚴辦，終于讓二千多號回空糧船完全通行。

抗洪救災上陣殺敵的實干家

林則徐任江蘇巡撫五年，在農業、漕務、水利、救災、吏治各方面都有成績，而他深知成績的取得無不得益于地方領導如王用賓等的“實干”精神。林則徐奏請皇上“署鎮江府知府事海州直隸州知州王用賓，本系保舉案內曾經引見之員，此次督催回空并大挑徒陽運河事宜，奏明令其一手經理，實能始終出力，應請賞加知府銜”。（《林則徐集·奏稿》）

在林則徐1832年調任江蘇巡撫之前，王用賓在抗洪救災方面就已政績突出。道光十一年（1831年），從五月開始雨就下個不停，到了六月更是一場暴雨連著一場暴雨，江水大漲，向內河倒灌，沖毀了很多民房，淹沒了無數莊稼。王用賓在投身救災的同時，積極捐款捐物，“用賓捐廉以倡，駕舟設棚為粥以賑之。水落，令速歸井里，然后查明撫恤。大書戶口于屋壁，毫發無所冒濫。及春，籌給牛種以資耕作。凡獄訟按期親坐堂上，閱其呈詞，立傳訊，斷無稍稽留情，涉牽連者置不問，儀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焉。”

《道光朝實錄》中寫道“王用賓前在沭陽任內，勤于緝捕，自系能事之員”。原來，有人告密，兩淮巨梟黃玉林違犯國家禁令，在儀征販賣私鹽。朝廷得知這一情況后，就要求剛剛調到儀征任知縣的王用賓發揮在沭陽當知縣時“勤于緝捕”的長處，盡快辦案。王用賓雖然初來乍到，但對情況很了解，鹽在產地價格甚為低廉，但因場鹽運到各口岸，中間須經淮安西北掣驗改捆，“各項工人賴此衣食，工坐日增，浮費與之俱增，成本因之較重。每引成本多達十余項，至淮北岸埠‘坐不償本，故官（鹽）不敵私（鹽）’。”王用賓意識到，此事處理不當，必然引發群體性事件，于是他上書要求改革鹽運，取消一切不必要的中間環節和陳規陋習，其中最重要的是食鹽運輸中的“改道不改捆”，“裁浮費以紓商而裕課”。

鴉片戰爭爆發后，王用賓與林則徐都直接參與了戰爭。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林則徐受命赴浙江協辦海防，他立即保薦王用賓任海州知州。1842年4月，英軍先后侵占浙江東部數城，道光帝十分震驚，下旨調兵反攻，其中一路是從海上反擊舟山之敵。指揮海上反擊戰的主將是海州知州王用賓，先鋒是在定海犧牲的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 （何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