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書來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清代桐城張、吳兩家禮讓的六尺巷故事，已家喻戶曉，體現了中華民族“以和為貴”的精神。張英是康熙時期理學名臣，與李光地、熊賜履、魏象樞、陳廷敬、張玉書，“類皆敦崇寬大”。康熙帝對其評價甚高：“張英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 

聰訓齋語 

張英生活在明亡清興時期，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初二，濟南城破，其大伯父、山東左布政使張秉文與清軍鏖戰身亡，其妻方氏與家中侍婢十多人投大明湖自盡。戰事結束后，張英父親張秉彝趕到濟南，收殮尸體，扶棺歸葬。 

對于張英來說，家族的這些故事都是上一輩的事情，距離很近，對其心靈影響不可謂不大，世事風云變幻，也養成了他恬淡自適的性格。“公為人淡靜寡欲，喜讀白傅、蘇、陸三家詩，喜佳茗。公退，日手一編，蒔花，鼓瑟，雜賓自遠。自其壯盛，即有山林之思，作《芙蓉雙溪圖》見志，時時形諸詠歌。四十年冬遂請告歸。瀕行，賜宴暢春園。公既歸里，冬日城居，自余三時多在龍眠雙溪間。自是徜徉山中者凡七年，為《聰訓齋語》《恒產瑣言》。教子弟以務本力田，雖分知足之義，而與擇交、積德，尤諄諄焉。”（馬其昶《桐城耆舊傳》） 

最早將《聰訓齋語》列為家訓而與《顏氏家訓》相類者，是桐城派中興大家曾國藩。在同治中興中，曾國藩對張英的解讀，對姚鼐的解讀，對整個桐城派的解讀，都賦予了其個人濃重的色彩，在太平天國的廢墟建構新的文化秩序。他在與子曾紀澤通信中說：“《顏氏家訓》作于亂離之世，張文端《聰訓齋語》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曾國藩全集·家書》）在曾國藩大力推動下，清末《聰訓齋語》廣泛進入了士子的閱讀視野，王師晉、吳仁杰、陸以湉等皆深受影響，吳仁杰不僅推崇張英《聰訓齋語》，亦推崇其子張廷玉《澄懷園語》：“兩相國（張英、張廷玉）遭際圣清為時良相，以漢韋平較之，尚勛業之未侔；以宋韓范衡之，且語之不逮。真所謂求之史冊，罕有倫比者也，大名既彪炳于旂常私集，亦風行于海內。”這是清末以來，張英、張廷玉父子宰相家訓這一話題的形成過程，一直影響至今。

澄懷園語 

張英“山林之思”，在《聰訓齋語》中屢屢體現。“圃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紅葉，其赪黃茜綠，或映朝陽，或回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佳勝之極。”“龍眠芙蓉谿，吾朝夕夢寐所在也。垂云沜，天然石壁，上倚青山，下臨流水，當為吾相度可亭之地，期于對石枕流。雙谿草堂前，引南北二澗為兩池，中一閘相通，一種蓮，一種魚。制扁舟，容五六人，朱欄翠欞，蘭槳桂棹，從芙蓉谿亭登舟，至艤舟亭登岸，襟帶吾廬。”這些精美的文字和意境，是貫穿全書的基調，也是樂圃翁的真情流露。帶著這種心情讀《聰訓齋語》，聆聽自然的物語，內心浸潤快樂與寧靜。汩汩滔滔充滿活力，而又萬籟俱寂，寵辱皆忘，恐怕這也是樂圃翁所真正期待的樣子。 

張廷玉在《澄懷園語》自序中就已說明，這是父親《聰訓齋語》精神的延續。在卷一、卷二中，多引用父親張英的言論，或直接從《聰訓齋語》中摘錄。也有幾篇記錄了當時的社會事件，“康熙庚子（1720）冬，山東販鹽奸民，聚眾劫掠村莊。渠魁六七人，各率匪類數百人，晝夜橫行，南北道路，幾至阻隔。又有青州生員鞠士林者，倡率邪教，招集亡命，肆行不法。巡撫總兵官竭力捕治，擒獲一百五十余人。”當時張廷玉任刑部侍郎，康熙皇帝命其與都統陶賴、學士登德前往濟南，會同撫鎮審訊該案。 

張廷玉抵達濟南，這里是他的伯祖父張秉文殉難之地。據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記載，崇禎十一年（1638）冬，清兵從青山口入畿輔，“所過輒破，無留行，放兵南下”，進入山東境內。“本兵楊嗣昌檄山東巡撫移濟南兵守德州，濟南空虛”，只剩下山東左布政使張秉文率兩千遺卒守城。清兵連下畿輔四十八城，越過德州圍攻濟南。“公率吏卒，募士城守，而連章告急于朝。督師中官高起潛擁重兵臨清不救，大將祖寬等亦觀望。”此二人，高起潛后投降清兵，濟南城破后，祖寬被革職棄市。張秉文堅守了十晝夜，援兵遲遲不至，正月初二城破，張秉文披甲巷戰，被箭射死，“妻方氏、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中。”這是張英、張廷玉的家族記憶，張秉文全家忠烈殉國，其事跡本身就是刻骨銘心的家訓。 

義理雄心 

八十余年后，張廷玉重蒞濟南，自然切身感受到祖先的忠義精神，且在審案中貫徹這一精神。“抵東之日，晝夜檢閱卷案，廉得其概，因于大庭廣眾，謂同事諸公曰：此盜案，非叛亂也！”盜案與叛亂，其罪不可同日而語，張廷玉這個定論，一下救了山東多少百姓。張廷玉并且說服同僚，他們只是一幫市井混混，“伊等口供內有仁義王、無敵將軍之稱，又有義勇王、飛腿將軍之稱。觀飛腿二字，不過市井諢名耳！凡所謂偽號者，皆道路訛傳，不足深究矣。”地方上的一次大規模叛亂，被張廷玉輕描淡寫為市井無賴的惡作劇。最終同僚都接受了張廷玉的定論，“作盜案歸結”。審訊二千余人，正法僅七人，大多不予追究。如果不是張廷玉，換作另一個人審理，按叛亂結案，可能是一場影響山東社會深遠的大屠殺。 

張廷玉處理此案，也受到山東本地武官詰難和質疑：“公等如此治獄，寬則寬矣！第若輩黨羽甚眾，未到案者，尚有數千人，若不加以嚴懲，使之畏懼，公等還朝后，仍復蠢動，恐有經理不善之咎，奈何？”面對赤裸裸的威脅，張廷玉不為所動。山東民眾感念張廷玉解救之恩，此后也不復有聚眾騷亂現象。當年張廷玉面對發難的山東武官，笑曰：“我等但知宣布皇上如天，好生，罪疑惟輕之至德。若為地方有司患豫防，草菅人命，甚非鞫獄初意。且以用法寬而得咎，恐無此天理，諸公不必為余過慮！”而在多年后，張廷玉也可以自豪地說：“此案爰書定自余手，愿舉以告天下之治獄者。” 

在《澄懷園語》中，張廷玉將這篇放在卷一第三篇，文字也是最長的。其余的篇幅都很短，基本都是一些閱讀詩文的筆記，“余嘗與同人論詩，戲為粗淺之語曰：杜少陵詩，一團溫厚沉著之氣，冬月讀之令人暖；白香山詩，一派瀟灑爽逸之氣，夏月讀之令人涼。同人頗以為確，不以為粗淺而哂之也。”“東坡精于禪理，為古今文人之所罕見。即如《赤壁賦》有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二句，釋迦牟尼佛見之，亦應莞爾而笑。下文曰：自其變者而還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此則文人語氣，佛家所不道。”“陳眉公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洽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洽，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在一派風花雪月中，包裹的這一則筆記，背后是張廷玉拯民于水火的浩然之氣、踐行儒家義理精神的雄心，也是對殉城的伯祖父張秉文的致敬。 汪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