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鍘！”

龍頭鍘鍘殺皇親國戚，虎頭鍘鍘殺貪官污吏，狗頭鍘鍘殺其他死刑犯……

當你還在津津樂道于包公的三口鍘刀，甚至要去河南開封府大堂里親眼瞧一瞧那令人聞風色變的鍘刀，你可知道，所謂包公的三口鍘刀，其實是戲曲、小說中塞給包公的刑具。在真實的歷史中，包公并沒有這三口大殺器。

在小說《三俠五義》中，公孫策剛加入開封府團隊，還沒有成為“高級合伙人”時，宋仁宗賜御札（親筆手諭）三道給包拯，包拯轉手命公孫策加以參詳。當時公孫策剛剛加入團隊因不知包拯性情底細，以為對方想辭退自己，于是擅自改動原意，以“札”為“鍘”，畫成龍、虎、狗三道鍘刀草圖，以求快意。豈料老板包拯看過草圖后贊嘆不已，連忙命公孫策監造三把鍘刀式樣，這就是三道御鍘的由來。

可惜，這只是清朝人寫的章回小說一個情節，并非歷史的原貌。真實的歷史是，包拯不僅皮膚不黑，沒有額頭上的小月亮，也沒有那三口鍘刀。

試想：大堂是斷案、審訊的地方，豈能當場鍘人。那不是變成法場了嗎！

“我從包公家鄉來”融媒體團隊成員和河南開封府的包公扮演者合影

包公沒有三口鍘刀，但卻有一把小剃刀，名曰：奧卡姆剃刀。

奧卡姆剃刀是由14世紀方濟會修士奧卡姆提出的邏輯學法則。

具體來說，就是：如果關于同一個問題有許多種理論，每一種都能作出同樣準確的預言，那么應該挑選其中使用假定最少的。盡管越復雜的方法通常能做出越好的預言，但是在不考慮預言能力的情況下，假設越少越好。

簡單地說：就是簡約法則。

大家也可以這樣理解：奧卡姆剃刀指的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也就是“簡單有效原理”。能簡單理解，就不要把事情搞復雜。雖然這個理論是奧卡姆提出來的，但其實古往今來，很多人都按照這種思考方式行事，“治大國如烹小鮮”、“庖丁解牛”等如是，愛因斯坦等科學家也如此，那為什么說包公也有一把“奧卡姆剃刀”呢？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斷案，一個是治國。

先看斷案。

1993年電視劇《包青天》有200多集，幾集就一個案子。明朝萬歷年間的《百家公案》總計九十九回，每一回都是包公斷案。

但從《宋史》、《仁宗實錄》《孝肅包公墓志銘》以及宋代文人筆記中來統計一下，包公其實更多是一名治國賢臣，他斷的案子，其實也就幾樁。

但從這些案子來看，包公無一不是動用了他的小剃刀，用“簡約而不簡單”的方式破了案。

《宋史?包拯傳》中記載，包公在安徽天長做知縣的時候，就曾斷過一個與牛舌有關的案子。當時是一個老農家里的牛的舌頭被人偷割了，而包拯只用了一個簡單的策略就成功將兇手釣了出來。

這是一樁無頭案：有一農人狀告一個歹人割去他們家耕牛的舌頭。眼看就要死亡。包公命農人干脆宰牛賣肉，不久后，便有人來舉報他私宰耕牛（宋代這是違法的）。包公略加審問，舉報者果然就是割去牛舌之人。原來包公分析：割牛舌無利可圖，理當是仇家所為。牛主私宰耕牛，仇家自然要來舉報，這就自投羅網了。

“牛舌案”是包公為官后斷的第一個案件，包公“善斷獄訟”的名聲就從這里流傳開了，人們都說他是神人，能未卜先知。其實，包公是運用“引蛇出洞”的計謀，直擊要害，簡單有效地辦了案。

包拯在初任權知開封府時，許多府吏抱來文書，等待他批閱。包拯讓他們按順序進呈，逐件批閱。有的府吏故意刁難，將積年舊案卷宗混雜在中間，包拯發現后責問府吏，府吏無言以對，再也不敢生事。自此文書減少了，開封府的文書案卷變得井井有條。經他這么一整，開封府的衙門風氣為之一新，辦事手續簡便迅速多了。

還有一件值得稱贊的事。為了方便百姓當面遞狀申訴，包公裁撤了門牌司，允許告狀人直接到知府大堂遞交狀紙，這樣一來，既提高了辦事效率，又避免府吏從中營私舞弊，斷案也更加公平合理了。

《包拯墓志》提到，宦官家的園榭，侵占惠民河的河道，導致淤塞不通。一次京師水災之后，包拯乘機把這些違章建筑全部拆毀，一次性解決宦官侵占、違建問題。包公雷厲風行，制裁了一干權貴，大快民心。

包拯回合肥做官，親朋好友聽說包大人來合肥做官了，蜂擁而至，這個求他辦事，那個給他送禮，還有打著他旗號招搖撞騙，有的則仗著他的勢力橫行霸道。怎么辦？包大人來個殺雞儆猴！抓了個本家作惡的舅舅，當庭大板伺候。這是司馬光在《涑水紀文》記載的。雖然有些親戚罵罵咧咧地說：晚輩打長輩，這也太不應該了。但效果絕對有，好家伙，這人六親不認呀！大伙只能收斂。肥東籍作家許高彬就由此創作了《包公打舅》的劇目。

這就是簡單有效原理。辦這類案子，重點不在破案能力，在不怕得罪人的膽色和執行力。實際上，案子之所以難辦，多半只是因為牽扯到復雜的人際關系而已。包公的“斷案如神”，正在于他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特別干凈純粹的人。

再看治國。

包公在和州踏入仕途后，歷任過三司戶部判官、戶部副使，出任京東、陜西、河北等路轉運使，累官至三司使，掌管全國的鹽鐵稅、人口稅和計劃開支。從包公的履歷可以看出，他在經濟領域的工作經驗，也很豐富，非常善于用簡單有效的“奧卡姆剃刀”解決棘手問題。

一是“陳州放糧”。陳州（今河南淮陽）遭受大旱，麥子收成不好，民不聊生。包拯奉命到陳州察訪，發現身為京東西路轉運使的王逵，只同意免去支移，卻要求仍按折變交納現金。按照這種折變之法，農民就是把全部麥子賣掉，也不夠繳納“拆變”，于是，紛紛逃亡他鄉。

包拯了解情況后，當即上奏宋仁宗《請免陳州添折見錢疏》，無情揭露了王逵卑劣手段，以及非法盤剝農民的事實，并請求宋仁宗特降詔書，令百姓按大小二麥的市價繳納現錢，或直接繳納大小二麥，減輕了陳州五縣農民的負擔，使百姓有了喘息的機會。

二是“運糧戍邊”。宋廷一直在河北路境內常駐三十萬人馬，保衛邊疆。三十萬人馬的糧草供應問題，成為當時財政上一個非常突出而又棘手的問題，尤其在河北又連年遭受水旱災害，糧食奇缺，形勢更為嚴峻。

包公深刻認識到糧食對于鞏固國防、穩定社會的重大意義。他仔細分析國內外兩方面的情況：國內，河北駐軍很多財政支出的多，收入的少，夏秋兩稅都沒有把握，可能出現大段缺糧；國外，宋、夏已經媾和，宋、遼關系也恢復正常，近期內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他大膽果斷地采取了以下幾項有效措施：

第一，以口就糧。把前線缺糧區的軍隊南移到有糧地區駐屯，節省了國家大量開支；

第二，設法調運。利用航運便利時機，加價雇用民工，調撥二百萬石糧食運運到衛州、通利軍，大大緩解了缺糧的困境；

第三，趕造船只。針對主管官員辦事不力，管理不善，造成大量船只損壞，不能使用的情況，選拔精明強干的人，負責修船，并造船三百條，將懷衛地區價格便宜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河北各地，解決軍糧運輸和供應；

第四，精簡冗兵。裁減河北、河東、陜西、京東、京西五路年老、體弱等冗兵八萬人，令其回鄉生產。這樣一來，即使軍隊戰斗力增強，又減輕糧食供應壓力；

第五，擴大糧食生產。由于包拯高度負責、措施得力，在較短時間內扭轉了軍糧短缺的危急形勢，穩定了邊防大局，出色地完成朝廷交給他的“運糧戍邊”任務。

包公還是一位開展基層調研、積極推行新法的“改革家”。2023年11月，“我從包公家鄉來”大型融媒體采訪團來到山西運城，參觀了河東池鹽博物館，這里面記載了包公在運城“改革鹽法”的故事。史載“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

包公力排眾議，堅決支持范祥的鹽改，并與范祥一起制定新法細則。他一連上了三道奏折給宋仁宗，推行鈔引法。由于包拯在奏章上的嚴正言辭，有力地打擊了保守勢力；也因為他成功的實地考察和極力支持，使宋仁宗堅定了維持通商新法的決心。鈔引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促進了鹽業的發展。當地百姓感念他的政績，在解州立碑紀念他。

經濟治理上，包公擔任三司使主管全國稅收后，先后四次向朝廷奏報力主免除“折變”，讓農民仍按實物完稅。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后，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當時，包公已認識到制定政策、稅法要注意涵養稅源，提倡發展生產，擴大流通，認為“雖一時課額少虧，而終成大利”，否則將會“先有利而后生害”，這些見解科學、辨證，對今天的稅收工作仍有借鑒意義。

大皖新聞記者  劉旸/文    海芋星/制圖

編輯  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