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也就是1954年的年初，在安徽合肥，一對年輕人結婚了。新郎劉定九（我的父親），當時是合肥市政府文教科文化組組長。新娘劉俊（原名劉安秀，我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大隊輔導員。 

新房應該是在操兵巷里的季家祠堂內，當時市政府的一部分宿舍就在那里。簡單的家具，加上兩個人的鋪蓋，便再沒有什么東西了。那時候時尚新事新辦，訂婚、彩禮這類東西肯定是沒有的，兩家父母是不是會禮節性地見個面也都難說。沒聽父母說過，我也沒想起來問這件事。 

結婚當天來了不少人，主要是父親所在的合肥市政府文教科的同事們，是不是這幾個人合伙送一床被面，那幾個人湊錢買兩個水瓶，或者獨自送一副枕套、一塊臺布什么的，我想應該會有的。那時候不叫“禮輕人意重”，而是革命感情的表達。 

還有一樣東西很別致，一塊粉色的絲綢，70cm長，40cm寬，用水彩在左右兩邊畫了些簡單的圖案，總體以文字為主。右邊裝飾圖案里有一句話：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主題文字是：“定九、安秀同志侶伴之禧”。左邊是：“文教科全體同志敬贈”，上側中間畫了兩只金黃色的蝴蝶（唯一比較傳統的元素）。三邊圖案的中間，是供同事們簽名的地方，數了一下，一共有20位左右的同事簽了字，或豎或橫，隨意不拘。 

對于現在絕大多數的人們來說，董拯、張明恒、劉廷法、薛正祿、戴俠、焦鳳來、黃述南等人的名字無疑都是陌生的，但他們曾經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精神抖擻，充滿活力。他們是新中國合肥市第一批文化教育工作者，為了這座城市文化教育事業的起步和發展做出過自己的一份貢獻。 

還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所有賀喜者幾乎都是用毛筆簽名（僅一人用的鋼筆），那么的雅致、耐看。有幾位時常被我父母稱道的叔叔阿姨的字，果然是不同凡響。 

結婚之后，25歲的父親和22歲的母親開始了他們新的生活，年輕，工作又多，兩個人整天忙忙碌碌、風風火火。幸虧那時候的待遇好，生活有人照料，生了孩子也會安排人照顧喂養，否則真不知道他們會如何手忙腳亂、狼狽不堪。不過后來的日子證明，我的父母還是很了不起的，真正的好日子能過、苦日子也能過。 

當然不僅僅是日子清苦，精神上也屢屢遭受打擊。一直以為父母是堅強的，現在漸漸明白，有的時候你必須堅持、忍耐，同時在極有限的范圍內進行回擊，或者說保持一種回擊的狀態。在至少20年的時間里，父母盡力維護我們這個家，同時通過他們不懈的努力，慢慢改善他們和我們全家的生存環境，而在整個過程中，受傷最深的應該是他們。具體的體現是母親的身體垮了，父親的個性上、心理上受到不可修復的損害。 

我在想，父母能夠在70年時間里相互扶攜，共同度過一個個艱難的日子、病困交加的日子，自然也包括那些平安但平淡的日子，靠的不僅僅是他們之間的感情和他們的責任感，而是一種素養和品質，這些源于骨子里的東西讓他們從容、淡泊和不放棄。 

從來就認為父親是了不起的，吃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依然凜然挺拔，對于病弱的母親是那樣的用心呵護。母親一日三次的服藥、一年四季的保健，全靠著他的耐心和細致。對于家里重大事情的把握和決定是那樣的沉穩、到位，始終保持的憂患意識盡管有其消極的部分，但對于家庭成員正面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他漸漸老了，孩子們從漸漸可以分擔一些到后來可以分擔了大部分，他依然保持著慣常的狀態，時常做出一些提醒和叮囑。 

由于母親始終處于一種被安撫、保護、呵護的狀態，或許會讓人忽視她在這個家里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平復父親的情緒、支持父親的一切努力，盡力給我們兄弟以關愛，平衡大家庭成員之間的各種關系等方面。早些年時，由于身體出現問題或者外部各種原因，母親的情緒會出現波動，但如果這時候父親的情緒也很糟，母親會竭力控制自己，讓家庭處于一種相對平靜的狀態。因此，父母親從沒有出現過很激烈的爭執，一方的怨氣、火氣自然也會很快消失在另一方的冷靜和容忍中。 

我想，當夫妻兩個人處于某種意義上“一體”的狀態時，或許彼此都會有些失去或者說犧牲，但對于一個家庭來說，絕對是一種平穩、和諧。這個時候，放松、放下不但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享受。 

就這樣，從1954年到2024年，整整70年過去了，盡管96歲的父親和93歲的母親終將會被死亡分開，但我愿意相信，他們最終會以另一種形式重逢，在某個空間里，在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