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祝鳳鳴離世接近四年了，人們懷念他、談論他，言及他詩歌中的鄉村意象、牧歌式的理想、失落的天真以及那獨有的神秘感，仿佛他是專為鄉村而存在的守望者和持燭者。他的離開，意味著古老的鄉村失去了一盞明亮的燈—— 

我再也不會走了 

我會長久地留在夜色里 

——《歸鄉》 

布羅茨基在談及沃爾科特詩歌時，曾這樣說道：“詩人的真實傳記，如同鳥兒的傳記，幾乎都是相同的——他們真正的數據，是他們發聲的方式。” 

其實，祝鳳鳴詩歌寫作的時間短暫，前后不過十余年，且未走出“青春期”，但他卻留下了自己的“發聲的方式”。 

以詩歌《楓香驛》為代表，祝鳳鳴書寫的是鄉村的魂——他以主體者身份介入到鄉村之中，感受著鄉村中的美好與憂傷。無論是“與村里久睡的人們告別”(《凌晨》)還是“我要向天涯索回故鄉/我要從奔走的水波的肋骨上/辨認出親人?！?《黃昏》)祝鳳鳴都是以“我”的視角，重新尋找鄉土里的那份“失落的天真”。 

祝鳳鳴曾這樣描述著自己的故鄉——是“在星辰照耀下的一片土地，是在時間長河中奔騰涌向未來的一處輪回”。 

而當他以詩的形式回到故鄉，故鄉早已不再是地理學意義上的存在，而是心靈深處的“家園”。對此，海德格爾曾闡釋道：“詩人的天職是返鄉，惟通過返鄉，故鄉才作為達乎本源的切近國度而得到準備。” 

只是與荷爾德林式的“返鄉”不同，祝鳳鳴的“返鄉”，不是“悲壯的精神回歸”，而是始終在追索著人的存在本質。 

簡單地把祝鳳鳴歸類為鄉土詩人，是對其寫作的弱化。某種意義上，祝鳳鳴試圖通過對故鄉的書寫，來尋找“對存在的真相和生命本質的一種理解”。 

對于故鄉，祝鳳鳴傾注著最為飽滿的情感。在看似簡單的語言背后，有著“對生命真諦的吁請”(臧棣語)。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互聯時代的驟臨，當故鄉已然不再是舊模樣，祝鳳鳴也失去了用詩來“返鄉”的可能。他轉而透過個人之“思”來重新定義“返鄉”的意義。 

隨筆集《櫻桃變黑之月》即是他“思”的結晶。他希冀用新的方式繼續著他對“存在”的追問—— 

“我不想成為一個挺身而出的人，我喜歡豐富性，喜歡真正底層的精神流動，就像魯迅先生寫的《死火》，一個冰川深谷里，你若是拾起死去的火，你觸碰它，四面登時會有烈焰流動?！?nbsp;

他觀影、策展、讀書，甚至做紀錄片……無一不在“思”，又無一不是“詩”。 

他寫茨威格，“一種心靈狀態，一種古典情懷，一種磨滅自我的修養，還有對世界整體文明的深度迷戀”；他評論高居翰，“總是試圖通過藝術史，作出更全面的社會史考察和回答，以作為思考中國問題之借鑒”；他訴說青春時代的寫詩記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詩歌在中國一度風起云涌，其理想之高蹈、言論之大膽、精神之清潔、詩人來往之密切，堪載史冊。時代突變，抒情困頓，敘事也出現危機，詩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轉入個體化寫作，在新世紀伊始淪于邊緣，既是一種危險征兆，也是一種真正的失敗。”…… 

在祝鳳鳴眼里，一切與“思”有關的文字都是“詩”，而一切的“詩”又都是思的來源。作為與海子同齡的詩人，在經歷過海子“青春期寫作”陣痛之后，祝鳳鳴以自我救贖的方式，重新詮釋了“詩”的意義。 

“我一定會回來的，黑麋鹿。你要我什么時候回來呢？”在《櫻桃變黑之月》一文開頭，祝鳳鳴曾這樣說道。 

是的，他一定會回來的！只要重溫他的詩文，我們仿佛就感覺到他一直活在我們身邊，從未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