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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他省/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因為其他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因為其他鄉我都不愛……”這是雷平陽在《親人》一詩中毫不掩飾地宣揚自己對家鄉的熱愛。這樣的偏執其實是許多人的偏執，不失率真和性情，有別于另一些人在后工業化時代路口的患得患失，乃至于無節操的反叛。雖然《親人》一詩并沒有歸入《云南記》，但這本詩集無疑是《親人》內脈和氣息的接續，更是其宏旨和意趣的夸張和集大成。關于鄉土、崇敬和摯愛的主題，雷平陽實在是欲罷不能，他必須義無反顧地基于其上反復吟詠、表抒，才使自己好似有歸宿感。

《云南記》共四卷，分別為《藍》《流淌》《隱身術》《塵土》，輯錄詩人2006年至2009年間約153首詩歌。按詩人自序中所言：“近幾年，我常常寄身于滇南山中，生活里也發生了一些大事，比如父親西游。這就使得我在此期間寫下的詩作，總是繞不開山水、密林、寺廟、蟲鳴、父親、墓地、疼痛和敬畏等等一些‘關鍵詞’”。誠如斯言，詩集中的作品像一批行星總在相應的軌跡上運動，統領它們的似乎便是詩人自以為的關鍵性詞語。但細心閱讀便會發現，指引或干脆說“命令”詩人因循般寫作的，不如說是鄉愁或鄉土情結（但不能簡單將之歸納為“鄉土詩歌”）， 因為雷平陽還說過：“我希望能看見一種以鄉愁為核心的詩歌，它具有秋風與月連的品質。為了能自由地靠近這種指向盡可能簡單的‘藝術’，我很樂意成為一個繭人，縮身于鄉愁。”一個寫作者雖跟普通人一般存活，安身于物質搭建的框格里，其實精神上有賴于文字的撫慰，否則后果便不堪設想：詩人們的確更容易焦躁、抑郁、不由自己。幸運的是，他們用文字把自己喂養，雷平陽就是這樣的幸運兒；更幸運的是，雷平陽還擁有豐饒廣袤、地貌復雜、風情萬種的云南。

從卷一《藍》開始，雷平陽的每一口呼吸、每一次心跳都與云南大地息息相關（相信此前是這樣，其后也是這樣）。整部詩集就是云南的濃縮和翻版，可以想象詩人優雅地在故鄉大地上躑躅俯仰，流連、品評、感傷，從而慢慢將自己內心里的熱愛具體化，并不斷獲得克服失憶癥的有效方法。在《德欽縣的天空下》，詩人“像一個鄉下木匠，建起了神殿”；在《奔喪途中》，他感慨“一個世界終于平靜下來”；在《邊疆》，他總結出“人類的螞蟻，蕩著秋千。像猴子撈月亮”；在《易武山頂》，詩人“內心的秘密，被天邊涌動而來的開闊，堵回了肺腑”……在杰卓山、昆明西山道、楚雄和高黎貢山上，在怒江、昭魯大河、紅河之畔，在拉祜族、基諾族、傣族居住區，詩人決絕地行進，他的詩集簡直就是一幅路線圖，他要用文字再造出一個云南，一個僅供自己獨享和朝拜的云南！

在自建的“詩歌云南”里，詩人不單單是寬泛、機械地漫游，所過之處，均能由表及里地觸碰到這塊厚土的主脈和律動，由儀態萬方的物象找尋到人性和神性秘密的交集點，從而將自己心靈深處的抵牾漸漸剔清，洗禮般地，一次次脫胎換骨，“一次次受領閱歷的吊詭和文字的甜蜜”：

修一條鐵路，在自己的身體內

讓火車在上面，緩緩行駛

……

這列火車，我沒有用它

運輸過什么，就一個人坐在上面

只求被它拉著，把體內的景點跑完

（《鐵路》）

寨子有一顆心臟，眾神在那兒放聲歌唱

人們躬身而來，凈身，獻上犧牲

匍匐在地，洗耳恭聽，然后領命而去

（《愛伲山寨速寫》）

終于想清楚了：我的心

是土做的。我的骨骼和肺腑，也是土

（《塵土》）

《云南記》并不以意象取勝，多用小說句式入詩：“與萬迪恒、朱紹章諸君/醉酒于楚雄州街頭。/淺風。/明月”，“下午四點，天空蔚藍/一群海鷗，越往高，越細小”，“我愛過一個女子，她在/一個國家的土地上，在一個國家/不斷加厚的歷史書里/呼天搶地，哭倒了長城”。諸如此類，多為批評家詬病。事實上某種文體的進化是不可遏止的，有與其它文體模糊邊界的傾向，詩歌是，散文、小說何嘗不是？雷平陽作詩的小說筆法還是與其詩歌內容相契合的，是詩歌化的小說筆法，不喧賓奪主又開合有致。正是因為擁有了這樣內斂而克制的敘事風格，才使其詩歌更飽滿、更有氣力。讀者沉浸其間難以自拔，一定被撥動了心弦——每個讀書人的心里都有一把琴吧！艾略特說過，“詩歌是比散文更接近生活的一種文體”，大約便是此意。

與其說我們感動于雷平陽的詩歌，不如說我們桎梏于物欲的性靈假以其手得以抒發——我們在行色匆匆之余終于可以稍息環顧，原來我們忽略和遺失的有很多：熱愛、傷懷、眷念、悲慟，包括觸景生情。難怪評論家霍俊明說：“雷平陽詩歌中有很多被歷史、時間、權力、政治等力量所閑置和荒廢的物象、器皿和空間。”

詩人張執浩曾對雷平陽說：“你還有故鄉，我只剩下故居。”雷平陽用文字再筑故鄉，等同于替我們再筑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