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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汪言海老師住在同一個小區,不時地在小區廣場或路上遇到他。幾天前,見他在小區廣場溜達,我過去打招呼,順便聊聊。閑聊中,他提到最近又出了一本書,叫《往事回眸》,屬自印本,我即刻厚著臉皮找汪老師要一本。汪老師為人隨和,做事卻一貫雷厲風行,他說:“可以啊,那現在就去我家拿吧。”
到汪老師家,他把書遞給我時,介紹了書的由來:“我把近年寫的雜七雜八的東西攏在一塊,出了這個集子,只印了幾十本,用來送給親朋好友。書中記錄的多是親情友情、工作往事,還有世象評說、域外風情等等,大體屬于散札一類。”
接過書,我先欣賞其外觀。《往事回眸》不僅書名樸素,印制也很樸素,從裝幀設計到排版印刷,都談不上講究。但所用紙張叫人喜歡,無論封面還是內頁,都是那種軟性紙,摸起來手感溫潤。這或許是無意為之,然效果奇佳。年過八旬的汪老師給我的感覺也是這兩個字:溫潤。
當天晚上,我一口氣讀完這本書。全書分為“感恩、懷念、建言、雜議、家事、采寫故事、包產到戶調查趣聞”等篇章,收文62篇。內容似乎有些“紛雜”,但整體“雜而不亂”,由一根主線清晰地貫穿著,這根主線就是泥土情。
汪老師出身農家,對泥土和農民有著天然的感情。大學畢業后,所從事的工作又跟“三農”關系緊密。他先后在皖西報,安徽日報六安記者站、巢湖記者站,安徽日報農村部、評論部、經濟部,擔任記者、編輯、部主任。無論在哪個崗位,他都將“農業、農村、農民”作為關注重點,忠實記錄安徽農村改革歷程,用心觀察安徽農業發展的喜與憂,真情牽掛農民的喜怒哀樂。
熱愛泥土的人,一旦離泥土遠了,就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1989年4月,從記者站回到報社編輯部整兩年,汪老師就感到“脫離”農村太久,必須“下去”看看,到田野和村莊走走。是年4月14日至17日,他到肥西縣山南區搞了一次“不帶任何選題”的暗訪。此次山南之行,不僅發出了《山南區“白條子”卷土重來》《“扶班子”旁聽記》等接地氣又鮮活的報道,而且了解了農村很多新情況,發現了很多新問題。
愛,從來不只是在嘴上,而是內蘊于心,外化于行。在《我當記者的體會》一文中,汪老師寫道:農民是弱者,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有責任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反映農民的呼聲;反映農民的呼聲,要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寫作沖動。
1990年,汪老師帶領記者深入安徽滁縣地區,采寫了三篇深度調查報道,又撰寫了《“統”,不是“歸大堆”》《“統”,就是服務》等4篇系列評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批駁了一些人借口增強“統”的功能而搞“歸大堆”、走回頭路的錯誤思想,明確提出“統”主要是搞服務的觀點,受到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歡迎。對記者這一職業,汪老師有他獨特的“理解”,并將此付諸自己的新聞實踐:選擇了記者,就是選擇了使命;有了使命感,才會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堅韌不拔,揭示出重大問題,并被時代所接受。
從1979年7月至1980年底的一年半時間里,他先后5次對肥西縣包產到戶進行長時間的調查研究,撰寫了5篇總計3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分別刊登在人民日報《情況匯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中國社會科學院《未定稿》和安徽日報《情況反映》上。此舉讓他成為“新聞界為農村改革開第一腔的人”。
新聞穿透時間,留下了見證歷史的價值。時隔37年,汪老師對自己的這段經歷和所積累的豐富資料,再次進行挖掘、整理、提煉。歷經一年多時間的寫作、一年多時間的修改,完成了27萬字的書稿《見證——艱辛的第一步》,2021年10月由安徽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采用講故事和新聞紀實的寫作手法,描繪了肥西農村包產到戶的壯闊歷史畫卷,讓人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農村第一波改革大潮的真實起源與進程,史料性與可讀性兼具。
人們常用高天厚土來形容真情大愛。的確,人間真情,像高天一樣寬廣,像泥土一樣深厚。《往事回眸》中《父親的土地情結》一文,寫父親對土地制度變遷的苦悶與喜悅,父親視每一寸田地如自己的生命,一輩子對泥土的情感之深,催人淚下;《母親的針線活兒》懷念母親的心靈手巧、勤勞節儉,更贊美母親的淳樸善良、熱心助人。
快樂源于知足,幸福來自感恩。在《常懷感恩之心》一文中,汪老師深情記述兩位改變他命運的人,一是支持并資助他讀高中的二姐,姐弟情深令人感動;二是高中時的班主任孫純標老師對他呵護有加,對其人生影響異乎尋常。書中還講述了他與歐遠方先生、陸子修先生的交游往事,記錄了報社領導和同事對他工作的大力支持,無不發自肺腑、真情可感。
大地有情,泥土芬芳。這芬芳醇厚、悠長,讓人眷戀,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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