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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評選一個最愛春天的朝代，答案應該是宋代。 

最愛傷春的詞人在南唐，名叫馮延巳。“誰道閑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這位南唐的宰相，好像每年最大的正事就是春來后，開始他依舊的惆悵。春天另外無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也會寫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這時候，他會帶上怨婦的面具，內心因寂寞而起了波瀾。最傷心的時候，他會用幽怨的口吻寫下“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讓美好的紅顏與春光一同無奈逝去。總之，這位詞人一生的喜怒哀樂好像只在金陵城的春天里發生過。 

馮延巳并非名著于后世的大家，然而有宋一代的詞人們沒有一人對春的難以言狀的愁緒超越了這位南唐的宰相。他的氣質和風神卻開了有宋一代的先河，成為了宋代無數婉約詞人的前代導師。 

陳延焯說：“晏殊、歐陽修詞雅近中正（馮延巳），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他對春的鐘愛也成了宋代的主流。北宋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就有諸多詞作與這位馮宰相的詞作混淆不清。這些混淆不清的詞作，全為傷春之詞。可見，傷春是那個時代的主題，是詞人們共同的形象。 

一代宗主歐陽修自己做的詞都是如此艷麗深婉，難怪宋代的后生晚輩要群起而效之。 

歐陽修的好朋友宋祁，是和歐陽修一起編寫五代史的大學者。最愛的也是春日花間醉酒，看紅杏枝頭鬧春意。宋代的流行歌手之冠柳永，筆下最著名的意象也是春日楊柳岸的曉風殘月。蘇學士一生談的最深刻的戀愛也在春天，那是他和心愛的朝云一起詠嘆“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的時候。柳永平民之作，作詞感傷，無可厚非。蘇學士是宋朝的士民仰望的大師，也是這樣的秾纖嬌弱的感慨，只能說美的泛濫在那個時代是無可奈何的，這樣純粹的對美好事物的傷逝之語言，鮮見于唐朝李杜的文章中。 

宋代最著名的畫作，《清明上河圖》，描繪的也是春天汴京城的風物。汴京城繁極一時，冠絕前代。有一天，一個叫張擇端的讀書人，游學東京多年，他發現了東京城尋常巷陌、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里所蘊含的驚人的美，這座城市里的市民，有審美品位，熱愛生活本身，不再是前代史書里無人問津的沉默的大多數，而是意識上平凡生活本身意義的鮮活個體。 

這位平民書生，最能體會到這些熱愛日常生活的凡夫的喜怒哀樂所蘊含的個體意識覺醒的偉大意義。他和這個時代的詞人一樣，知道把背景選在春天，選擇最適合人群相聚的清明來充分表達一個城市的審美式生活。圖畫里，每個人熱情洋溢地喝酒、騎馬、唱歌、做生意，他們才不管天下君王的宏大命題，他們只知道春天如此美好而短暫，就如白駒過隙的這一生。無可奈何的時間意識，不僅那個時代的詞人精英意識到了，每一個平民都有著這樣的情懷。所以，《清明上河圖》里的平凡生活和孔圣人的“逝者如斯夫”的詠嘆同樣永垂不朽。 

宋代最著名的書法，當屬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沒有意外，也寫于春天。在黃州的蘇東坡落入了人生的低谷，作為一個名動天下的士大夫，他現在淪落到需要自己來種菜做飯。寒食節里，他的情緒低沉，人生的失意，寒食的清冷，最容易激發他心中的塊壘。他開始寫道：“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隨著書寫的深入，他逐漸忘掉了章法與結構，筆端唯有起伏的情緒，用深情雅致的線條完成了對人生與美的深切哀悼。而這一切發生在了寒食這樣美的節日里。 

宋人最愛的花是暮春的荼蘼。宋人愛喝荼蘼酒。因為荼蘼最符合宋人的審美情味，絢爛至極歸于平淡。開到荼蘼花事了，荼蘼的白色花瓣落盡，春天美好的一切都將不復存在。對于荼蘼的愛其實也是對于時間逝去的無可奈何感的印證。 

為何宋人如此熱愛春天？因為他們真正體會到了時間的無可奈何。 

歷史到了宋代，時間就像一個中年人開始回憶往事，這個中年人見過了三代的神跡，漢唐的盛況，魏晉的衰亂。現在它只想停下腳步，在宋代的積貧積弱的身軀里，開始休息和回憶。這意味這個朝代不再像唐代那樣，追求外在的成就，邊塞建功立業的執著，任俠使氣的快樂，或者游歷三山五湖的壯懷。這個時代的人們終于從沉重的使命感中走出。宋人不再是春秋時士階層手中被烹飪的“小鮮”，不再是被秦皇帝坑掉的三百無辨識度的儒生，不再是壓抑中窮途痛哭的魏晉名士。 

時間到了宋朝，這個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個體意識開始主動覺醒。個體意識覺醒以后，開始關注人的本身，而不是家國天下的宏大敘事。人一旦恢復其個體意識，對于美的追求必然開始強烈起來。藝術開始直面美本身，發現感受抒發美。 

而最深刻的美往往同時間有關，時間的難以表達是藝術的終極難題。時間的消逝感是不可道破的天機，是不可言說的禪機。所以孔圣人“逝者如斯夫”的一句感慨，成了后世無數擁有時間意識的敏感心靈的共鳴。唐代的劉希夷寫過“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句道破天機的金句后便招來了殺身之禍。然而這些都只是各自時代里孤單的個體。只有到了宋代，對于美的極度追求，才讓時間消逝的無可奈何感成了這三百年間主流的情緒。而最能讓這種情緒感發的，無疑是春天無與倫比的美和它的短暫性。因此，傷春之詞濫觴于宋。 

沒有哪一個朝代像宋代的人們那樣熱愛著春日里的事物和感情。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能把審美當做人生的主要追求、生命中終極意義。與其說宋人愛的是春天，不如說他們愛的是深刻的美。宋人這種對美的追求，直如宗教徒般的虔誠。 

說到宗教，錢穆先生說，中國人不需要宗教，琴棋書畫，世俗生活等美的本身就是中國人的信仰。宋代最能體現中國人這一信仰特征。因為宋代儒釋道三教合流。 

合流意味著這三種信仰開始相互妥協、相互認同，儒釋道在宋朝這里由形而上的玄妙轉變為人間的美學。三教的追求雖然玄遠，然而普通凡人卻懂得刪繁就簡的智慧，將審美取代宗教，讓俗世的一生在追求美的歷程中安身立命。最能反映這種合流后新的美學觀點的事實莫過于禪宗在宋代的濫觴。禪宗主張活在當下，這句話解釋來說也就是要人們用審美的心態來對待世間每一刻的生活，以此來對抗時間的虛無。禪宗最懂時間的無可奈何，唯有在審美的過程中才能戰勝世間的虛無與消逝。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云，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這是宋人的禪機，它伴隨著尋春的啟發。 

當然，宋人的春天如此神圣多彩，還有其它耳熟能詳的原因。 

例如，宋朝是歷史上最民富的朝代，是歷史上少有的“國窮民富”的朝代。大量流民涌入城市，造成了空前繁榮的市文化。同時，宋朝優待士大夫，宋朝也是歷代假期最長的朝代，全年假期長達120多天（其身后的元朝假期僅有16天）。宋代重文輕武，士大夫階層獲得了空前絕后的物質與精神雙重優待。文化天才集中出現。宋代社會扁平化，門閥徹底銷聲匿跡，平等意識助推個體意識的強烈覺醒。 

有錢，有閑，有品位高雅的市民階層，有人格獨立的文人集體，有平等舒適的社會氛圍。于是，當春天來臨了，宋人便在禪宗的天地境界里開始了他們的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