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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成的家。喜事是在老家宿松縣彭家墩舉辦的。當時婚俗崇尚儉樸喜慶，我用一輛插著彩旗的板車，將新娘接回了家。婚期之后，我回工作單位農場上班，妻子在家鄉勞動。

其時，在我家，農具的地位遠遠高于家具。所以，我家連一張餐桌也沒有。

好在妻子一人在家，飯菜燒好后，灶臺當桌，或將小菜蓋在飯面上，妻子端著飯碗，站著坐著都能吃。

逢年過節我也回家。妻子燒的幾個小菜，放在方凳上，我倆對坐著馬扎，也吃得香甜滋潤。尷尬的是來人到客。盡管鄉間有“借桌”待客的習慣，但我面皮薄，不愿到鄰居家去開這個“借”口。好在我腦子不笨，常常能“急中生智”。一次，我將大鍋蓋反扣在兩條板凳上，一個“小圓桌”便立馬形成。客人們或坐高板凳，或坐小馬扎，圍成一圈，吃飯喝酒，氣氛融洽熱烈，對親情友情毫無影響，有人還夸這是我的“獨創”，該拿專利呢。

隨著兒女們的先后出生，方凳、鍋蓋的“桌子”地位便被徹底顛覆，“代”不下去了。于是，我和妻子便到親友家去借、去“搶”木料，請木匠陳師傅為我們打了一張一米見方的小餐桌。這是我們婚后的第一大添置。桌腿是桑木的，桌子特別結實。任憑娃們攀上跳下，它都穩固得很。桌子是本色的，后來因為全家要搬往農場，為裝門面，妻子才請人將它漆成了棗紅色，光亮如新。

1983年，小飯桌隨我們一起搬到合肥。我們租住的郊區民房，面積不到30平米。娃們的兩床之間，勉強能把小桌擠下。它日間是飯桌，夜間是娃們寫作業的書桌。夏季洗澡，小桌則要反扣在娃的睡鋪上，以便為澡盆騰出空間。

幾年后，我們分到了宿舍，小桌隨我們住進了樓房，堂堂正正地擺放在客廳的顯眼位置，驕傲地履行著它的職責。只是隨后改革潮涌，家鄉親友成群結隊外出打工，我家成了中轉站。這原本光亮的小桌，在二十多人的圍坐中，顯得有點渺小，可憐。無奈中，我們只得又買了一張支撐起來是圓桌、放下四邊是方桌的大飯桌。小桌，被移進了內室，成了我的書桌。來客太多時，它也會偶然履職，成為擺在內室的餐桌，兩桌同開，熱鬧非凡。

有了大飯桌，孩子們晚間自習可以各占一方，寬松多了。夏季，吊扇轉著，妻子也坐在桌旁，一邊織著毛衣，或做鞋縫補，一邊瞧著孩子們做作業，一臉幸福模樣。小桌呢，則幾乎專屬于我了。十多年間，我在那張小飯桌上，寫下了近千篇稿件，其中約三分之一被報刊采用；有一年，我還趴在小桌上，熬夜為某大學用鋼板刻教材，每張蠟紙給報酬一元，我以犧牲睡眠犧牲健康為代價，為收入不高的家庭掙來幾百元，以應急需。

如今，我們住進了有電梯的高層樓房，換上了時髦的長條餐桌。那貢獻多多的小方桌、大方桌，被淘汰了！我很懷念它們。因為，它們，幾乎見證了我們這個家的全部歲月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