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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人民群眾是個抽象的概念與群體，所以傳統的歷史書寫往往也抽象，記述的常常只是“帝王將相們的故事”，那些絕大部分不能入史的小人物可以說是“沒有歷史的人”。帝王將相終究遙遠，缺少了理解之同情，史書閱讀枯燥且無趣。 

中國現代史學之父梁啟超曾斷言中國無史，“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一百多年過去了，梁啟超對近世史家的期望漸成現實。現代歷史學者開始下移目光，關注那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經歷，挖掘一段微觀史，講述“沒有歷史的人”在歷史中如何生活。由此一些歷史的幽暗角落被重新照亮，更容易讓人產生共鳴。 

這不，去年7月，理想國一下出版了兩本書：羅新的《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魯西奇的《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王鐘兒生長于南朝劉宋的中下層官僚家庭，出嫁沒幾年，因為一場邊境戰爭，三十歲之際被擄掠北上，被送到北魏首都平城宮中做宮女。此后她“歷奉五朝，崇重三帝”，活了整整八十六歲，完整地見證了那個時代；喜是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的主人。他生在秦始皇時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歲，死于始皇帝完成統一中國大業之后四年，比秦始皇早死七年，終年四十六歲。他們能夠被今天的我們所了解，除了得益于考古發掘，還依賴于兩位歷史學者的歷史自覺與書寫視角的切換。他們相距遙遠時空，卻如此相似，這不是偶然的。在權力世界里，他們所能擁有的選擇也很少，真正的主角其實是權力本身。經由他們，我們更能體會歷史的殘酷。兩位作者把零星的材料串連起來，盡可能講述主人公的一生，并站在他們的生活里，去呈現那個時代的風貌，比如喜的從軍、為吏等經歷，解讀了秦制的精細度與控制力。因此，細讀完兩書，與其說了解了兩個卑微個體生命的面相，不如說知曉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權力運行真相。 

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兩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王鐘兒和喜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的柴米油鹽，他們的人際往來，還是少了“煙火氣”。在目前的歷史敘事中，想把那些被正史排除在外的普通人從被遺忘的境地拯救出來，是異常困難的，但又值得的。魯西奇認為：歷史學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在歷史中發現人”，唯有如此，才能證明我們自己在歷史中的存在，并給自己的生存賦予意義；羅新在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我們關注遙遠時代的普通人，是因為他們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沒有他們，歷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們還應該看到，對普通人的遮蔽或無視，是傳統歷史學系統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會強烈而僵硬的不平等體制決定的。正因如此，我們對那些雖為正史所排斥，卻憑借墓志而幸存至今的北魏宮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視。” 

魯西奇有一本書叫《誰的歷史》，這書名特好。當你在說歷史的時候，你在說誰的歷史？千千萬萬生活在歷史中的人，最終卻沒有在歷史中留下一絲痕跡，是時代之悲，是歷史之痛。“沒有他們，歷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大歷史、小人物。漫長的余生，指向王鐘兒的晚年，也指向我們在歷史中找尋“沒有歷史的人”的漫長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