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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我的詩集《懷念是一種光芒》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值此之際，我還是想用些許文字來表白一下自己的心緒。 

2020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迫使我們老老實實宅在家中。雖然宅在家中，每天點開各大網站，打開電視，悲痛、緊張、感動、無奈……百感交集都不足以表達我復雜的心情。看著電視上那一個個鏡頭，一幅幅畫面，一個個紅手印，一張張疲憊中顯露出剛毅的臉，一行行詩句從心里奔瀉出來：“絕境中的生命高于一切/讓我們以整個人類的名義/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手挽手肩并肩/太陽下，屹立鋼鐵般的中國方陣……”久疏于詩歌寫作的我，以詩歌的名義，為戰斗在一線的守護天使祈禱，愿疫情退卻，國泰民安！ 

回想起來，詩歌曾像青鳥一樣來到我的生活，為我青澀的成長增添亮麗的顏色。上世紀80年代，詩壇掀起了一場中國自有新詩以來最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和所有熱愛詩歌的朋友們一樣，我讀詩，寫詩，滿懷激情，近乎瘋狂。 

那時，我也“創作”了不少詩歌，不知天高地厚地多次給報刊雜志投稿。稿件一篇篇投出去了，等待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環。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傳達室跑，在眾多的信件中尋找自己的信函。剛開始不懂，一看到寫有我名字的鼓鼓囊囊的信封，高興得不行，當場拆開，結果心涼了半截，是退稿。幾次這么一來，我明白了，收到鼓鼓囊囊的信，肯定是退稿；收到薄薄的信，一定是用稿通知。 

投稿退稿，退稿投稿，在近乎絕望的時候，1987年秋，我在《詩刊》上看到一則消息，《詩刊》雜志社全國青年詩歌學院在全國范圍內招生，學費一年20元。我當時每月工資28元，但我沒有絲毫猶豫，認真填寫了個人資料，連同匯款一塊寄給《詩刊》社。不久，收到入學通知書，通知書上注明我的輔導老師叫王燕生，學號為006149。 

按照規定，學員每兩個月給輔導老師寄一次作業，每次只能交三首詩歌。輔導老師則對作業提出意見后寄回。我記得第一次我收到回信時，那心情那心態難以用文字描述。但當我拆開信封后，頓感失望，一小片紙上只有一行字：王唯唯同學，作業收到，請再寄。王燕生。我的作業沒有隨同一起寄回。雖說失望，但我還是按照規定每兩月寄一次作業。在我寄出第5次作業不久，我收到王燕生老師的來信，很厚。打開一看，是我寄出的5次作業。急忙鋪開，哇，對每首習作，王老師用紅筆在寫得好的段落下面劃上紅線，有的還在旁邊寫一個“好”字，寫得不好的段落也不直接劃去，而是用藍筆在旁邊打個問號，并說出他的看法供我參考。看完之后，我心里陡升一片暖意，久久不能平靜。 

1989年5月，我收到詩刊社的來信，通知我參加7月在湖南株洲市舉辦的改稿會。就是在那次改稿會上，我見到了王燕生老師。雖然一周的時間很短，但我還是從他在改稿會上即興創作并激情朗誦的那一刻，從他為感謝當地文聯接待真誠豪飲的那一刻，從他目光銳利回溯往昔的那一刻，從他在我們面前露出孩子般純真笑容的那一刻，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旺盛的生命力與對詩歌矢志不移的熱愛。著名女詩人舒婷說過：“中國新詩的發展歷程，就是一代一代耕耘者無怨無悔奉獻的歷程。在這個寂寞的群體里，王燕生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編輯之一。” 

1990年2月收到《詩刊》用稿通知，告知我的兩首詩將刊于第六期《詩刊》。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詩歌。我興奮地立刻打電話給幾位詩友，當天晚上，又多了一次渾然不知中被人從酒桌上送回家的經歷。這之后，我陸陸續續在《人民文學》《詩刊》《青年文學》《中國作家》等30多家報刊，發表詩歌200多首。 

歲月蹉跎。我想不起來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離詩歌漸行漸遠，是從什么時候我像失去愛人一樣失去了詩歌？年輕時的我呢？那份閱讀詩歌的激情與愛呢？是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曾經在我心里已經死去的繆斯又一次復活，繆斯的歌聲忽然嘹亮起來。 

我從書柜的底層搬出久沒動過的雜志。一本一本地打開，時間的流逝并沒有讓我忘記那些閃閃發光的詩歌，心里陡升一片暖意，這暖意慢慢地向四周散去，彌漫了我不大的書房。 

也因如此，在醞釀許久之后，便有了這部詩集《懷念是一種光芒》。她雖然還顯露著我最初的青澀稚嫩，但其中的拙而真直至今日仍然感動著我，那種懵懂、天然，依然給予我一種美好的憧憬。那一行行或長或短的詩句，真實地記錄了我年輕時的心靈感悟，記錄下我的生命歷程，也清楚地證明，我真實地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