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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徽合肥已經有好幾次了，而要為它寫一篇文章，卻還是第一次。 

要是擱在三十五年前，我對合肥的認識僅停留在一校一報上。這一校，就是中國科技大學；這一報，便是那一張《詩歌報》。前者是有詩友畢業于那里，后者是當年寫詩投稿，這《詩歌報》是我的首選之一，后來有幸被選中刊發組詩，之后又參加由該報發起的1986年的“詩歌大展”，自此抱定了吃文字飯的決心。 

最近這十年，也到過合肥幾次，都是匆匆而過，它就像一個中轉站，而不是一個目的地。但是，這一次金秋十月長三角作家到合肥的采風就不一樣了。那個晚上在飯店門口一下車，就聞到了一股久違的桂花香，那種溫馨和欣慰，就像一次邂逅，它不似杭州又勝似杭州。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今年杭州的桂花是遲遲不開，而一到合肥竟然聞到了那熟悉的香味，這種小小的驚喜是無以言表的。飯桌上合肥的朋友說，合肥的桂花也是前兩天才剛剛開的，說桂花也一直在等，要等到長三角的貴客來了才開。 

這個說法，堪與桂花媲美，而已經吃了文字飯的我，卻苦于寫不出這樣一種美，只能簡單地記述以備忘。我是從杭州出發去合肥的，我突然想到在杭州和安徽之間，有一條為毅行者津津樂道的杭徽古道，我希望我的文字也能建立起這樣的一條小道，這小道談不上私密，卻會有自己心得。 

所以，當那天在巢湖邊的長臨河鎮看到有一個蔡永祥紀念館時，我覺得我跟合肥的邂逅是必然的。之前，只知道蔡永祥烈士是安徽肥東人，沒想到這次真的到了烈士的老家。在我少年時的印象中，蔡永祥這個名字是跟雷鋒、王杰、歐陽海等名字一樣，成為我生命中一道鮮明的記憶，那是因為蔡永祥是為保衛杭州的錢塘江大橋而犧牲的，而我就生長在錢塘江邊，而且從我記事上小學開始，每年清明的春游，我們學校都是要到錢塘江大橋邊的蔡永祥紀念館里去祭拜的。那是一年一次的春游遠足，是清明團子、兒歌和歡樂交織在一起的童年記憶。 

而且還不僅僅如此。蔡永祥這個名字于我，還有一種小小的啟蒙，那是關于詩歌的啟蒙，正如講起雷鋒，好像就是關于人生格言的啟蒙，如那一句“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蔡永祥烈士犧牲的那一年是1966年，那時我還沒上小學，而當我讀小學一年級時，就已經在課本上讀到過一首兒歌，這首兒歌是這樣的： 

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大橋望北京。 

望到北京天安門， 

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 

這兩年因為工作的關系，專門梳理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杭州的“大事記”，于是，發現在1966年10月31日的《杭州日報》上，曾經刊登過蔡永祥烈士的兩首遺作，其中第一首的題目為《歌唱毛主席》，也是四句詩： 

天上星，亮晶晶 

最亮的星也比不上毛主席， 

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 

我心中只有一顆毛主席的星。 

很顯然，這一首才是原作，后來我們在課本上讀到的“天上星，亮晶晶”這四句，就是根據烈士的遺作改編的。這一“發現”當然算不了什么，但是這次的合肥之行，突然讓我覺得在安徽和浙江之間有著一種特別的聯系，尤其是在參觀了安徽名人館、安徽博物院之后，這個感覺就越來越強烈了。且不說前面提到的蔡永祥烈士，無數我熟悉的原籍安徽的近現代名人，都跟杭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就是直接在杭州成就大事業的，如胡雪巖，如汪靜之，也包括黃賓虹等。而像陳獨秀和胡適，也在杭州留下重要的足跡，在杭州和浙江，也早就把這些皖籍名人當作浙江的驕傲。 

前些年浙江檔案館要遷新址，也要辟一塊新場地做“浙江名人”史跡的常年展陳，雖然規模遠不能跟安徽名人館相提并論，但其中的思路卻是向安徽學習的。當我接到撰寫相關前言、導語和后記一類的展板文字任務時，當時就犯愁了，我說我到底該用一種怎樣的“解說”風格呢？后來，我拿到了安徽名人館的宣傳冊，我一看不得了啊，原來古往今來安徽出了那么多名人，當時就萌生一個想法，下次到合肥一定要去看名人館。這不僅是一種熏陶和感染，更是一種學習，說白了就是去偷拳頭吧，包括這一次我還自己去了安徽博物院的新館，正好有一個百年重大主題的美術作品展。在那里我看到一幅表現胡雪巖誠信經商的巨幅畫作，我站在畫前是頗為感動的。這倒不是說胡雪巖在杭州家喻戶曉，而是感到安徽人的思想還是很解放的，因為把胡雪巖經商戒欺的思想也列為重大主題，這是頗有眼光和魄力的。 

還有這一次去肥西看劉銘傳故居，看上去就是簡單的到此一游，卻喚醒了我對寶島臺灣的某些記憶。十年前女兒報考臺灣的大學，也曾關注過銘傳大學，因為我曾經當過歷史老師，也早知道劉銘傳的史跡，但是銘傳大學到底是一所什么大學，還是心中無數的。后來陪女兒去臺灣上學，去參加畢業典禮，我也到過不少臺灣的小地方，比如我在臺北的大稻埕邊上住過幾晚，也很喜歡那里的市井氣息；而到了墾丁海邊，那個鵝鑾鼻燈塔是必去看的，而且也是一定會看到的。這次到了劉銘傳故居和博物館里，才發現我原來拍過的那些照片，寫過片言只語的地方，都是跟我們這一位出自肥西的臺灣首任巡撫有關的，這個真是太親切也太感動了。如果我下一次去臺灣，一定會再去尋訪一些相關細節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我從杭州來到合肥，原來也是一種尋根之旅？如果說文化是一條河流，而作家的工作之一就是尋根溯源，像這次在安徽名人館里當我看到薛時雨的名字時，我好像突然被喚醒一樣，這位吳敬梓的老鄉在杭州做過知府，后來還在杭州的崇文書院任教，更重要的是，他的詩他的詞他做人的風格，是我們今天的文人甚為欣賞且羨慕的。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做不到了，比如他也帶“作文培訓班”，但他的班是辦在西湖的游船里的，師生一同游湖，一同詠風弄月，這樣學出來的詩文怎么會不好呢？還有像我知道的七十多年前杭州的安徽中學，這是當年杭州最為重要的文化陣地，而他的創辦者懷寧人方然先生，又是杭州市作家協會的創辦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詩人。 

還有好多好多的名人，都是從安徽出發，或沿新安江，或沿杭徽古道來到杭州，幾十年后他們成了杭州的名人，成了中國的名人。而比名人這個說法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用詩用文用畫用實績，更是用心為那個時代和社會留下了口碑，所以即使是在匆匆一游的行程中，那一幅圖，那幾行文字，突然會像光一樣照亮我，就像天上星亮晶晶一樣，讓我也慢慢沉浸在這種光亮當中，溫暖而有力。因為有這樣的光亮和照耀，我愿意再一次踏上安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