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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有鄉紳，市有名士，安徽有合肥，合肥有名人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穩定的地理區域，都會有它的名人。或彰揚一種品質，或塑造一種楷模，或者，他就是一個時代標簽，一道人文景觀。 

名人的垂范后世，是個體的自覺，也是集體的篩選。所謂“大浪淘沙”，沉淀下來的，是河床，是駁岸；當水位退去，在陽光下閃爍的，便是金子。 

人類走出蒙昧時代，需要有居處，有巢氏來了；需要有火，燧人氏來了；需要藝術、哲學、人倫、道德，伏羲氏來了；需要耕種、畜牧、診療、草藥，神農氏來了；需要開疆拓土，聚合成族、軒轅氏來了。五氏引領，華夏蒙天恩澤，演繹后世，而后有今日之中國。 

安徽名人館第一“名人”：有巢氏。 

設問，傳說是歷史嗎？ 

當然是。傳說比刻意的歷史更真實，鐘鼎上的刀鍥，錦緞上的墨跡，往往夾雜編撰者的私意，唯有傳說，疊經世代積淀。誠然，有巢氏的傳說太過久遠，遠過北京人，留給后人的唯一記憶只是“構木為巢，裂葉為衣”。沒關系，他當得起民族圖騰。 

把大禹與有巢氏并列一室，或不僅因為年代同樣久遠、考證同樣不易，而是因為他們對安徽、對華夏大地人民的繁衍生息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人類不同種群似乎都經歷過大洪水，洪水之后，仍能頑強生息，血脈傳承，后人自當緬懷先祖的偉大。 

大禹，我華夏一族的諾亞。 

門首，十多米高的大型浮雕，顯出展館的宏大和莊重，28位皖籍名人藉大理石而為永恒。仔細聆聽，上線查詢，難記全部。然而，離你最近、身形最大且威儀逼人的，是朱元璋；左側，一手扶膝，一手托腮，背倚山石，雙眼仰天，仿佛他在嘲諷，那不知其幾萬里的巨鳥，與不知春秋的蟪蛄，與我何干？ 

齊天下，同生死，一是非，是莊子哲學的精髓，它本來具有無限多思想演繹的可能。可惜，最終是儒學成為我華夏民族的“經院哲學”，莊子學說在話語權方面日漸沉沒，戰國以降，再未與儒學等量齊觀。然而，它在非現實的非主動的個性追求與精神自由方面的功效，從未式微。屈指數數，阮籍、嵇康、陶淵明、李白、蘇軾、曹雪芹…… 

與莊子相比，朱元璋，浮云而已。 

抱著中庸的觀念，我希望張良在與范增對弈時輸了；再贏，沒天理。童年讀林漢達《西漢故事》，問母親何為“力拔山兮”，回說“抓住頭發能把自己拔離地面”，我試過，沒成功。于是相信，于是愛上項羽，于是喜歡范增超過張良。 

書上說“春秋無義戰”，可怎么看，春秋君王將帥，大多有騎士風度？戰爭是有限的，殺戮是節制的，然諾是算數的，誓言是不可違背的。孔子所仰慕追念的西周風范，春秋尚有余韻，項羽唱出絕響，至劉漢，曲終了。 

都怪張良。 

年稍長，多了些想法，也許劉邦所代表的陰鷙而不酷、柔韌而不弱，精于韜略、工于權變這一品格偏向，更適合于這塊土地上人民的繁衍生息。設若項羽為天下主，2000多年中，中國會否如歐洲幾十國征伐無寧日？ 

曾采訪浦發環保公司老總，他以桐城人為傲，向我講述有濃郁儒學風韻的“六尺巷”故事。這故事各地多有仿冒者，但桐城派獨一無二，方苞獨一無二。 

據說，方苞與我大蘇州歸有光有師承關系，究其文藝主張及行文格調，則相殊甚巨。歸有光動情人說動情事，感人至深；方苞“主題先行”、孤冷險峻，讓人過目不忘。教科書所選《獄中雜記》，冷冷的筆調，文中之“我”完全置身度外，但青年人讀過，當不再會被滿屏的宮廷劇騙傻。 

方苞一生孜孜不倦于功名，卻因戴名世案被推上法場，幸為李光地所救，又得康熙青睞，貴為“從二品”。然其以文章立身，終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升華。幸乎？不幸乎？自待后人評說。 

獨秀山下陳獨秀，一枝獨秀，決非妄言。將他與他許多同志、同事、同路的理論家、學問家、革命家比較，陳獨秀更像一位詩人，拜倫式的詩人，對民族憂患，感同身受；為國家前途，奮若戰將。 

他的詩并不多，錄四句存念：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獨立不羈，堅守主義，胸懷磊落，砥礪前行。一生五度被捕，不為折節；老來柴米困頓，猶拒嗟來之食，賣文為生，是否，安慶人都有這樣的骨氣？ 

安徽名人館恢弘大氣，8個展廳800余名人。不只是人們認識安徽的重要窗口，它同時也是中華大歷史的部分再現。徜徉其間，不忍轉身。下次再來，定當帶水和面包。 

名人的羅列，靠自我解讀；歷史的觀照，靠群體覺悟。展館門前，一群又一群小學生，在老師的誘導下，童音清朗，節奏悠揚，“開……心”。 

安徽名人館，惠澤下一代。此行，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