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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在安徽博物院觀看“魯迅的藝術世界——北京魯迅博物館館藏文物展”。在欣賞先生書法、信札、設計作品時，突然想到今年是其誕生140周年、逝世85周年。檢出書架上的書籍，有其作品，有別人寫他的，拉拉雜雜10余冊。 

三伏天，白日上班，無所用心。晚間，躲進空調房，管他奧運和疫情，大快朵頤讀魯迅，有雪夜讀禁書之暢。愈讀愈覺得“老頭子”深刻、孤獨、可親。掩卷，更為以前應付地讀他的作品而慚愧。 

雖生長在清朝官宦之家，但祖父的“斬監候”和父親的病故，讓這個“大少爺”過早地體味到人世的悲涼。走出紹興，到南京到東京，急劇變革的紛繁亂世，使他將個人意識擴張到民族與國家的苦難與圖強。1903年，在日本斷發拍照后，寫成《自題小像》言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比當年在三味書屋課桌上刻寫“早”字，更有救世的廣大。棄醫從文后，他對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認知與理解，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解剖在二十世紀初，是流行的。故而，新文化運動打出德先生、賽先生兩面大旗。流行的，也容易速朽，或者為某些人所利用。他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作品的字里行間都隱隱透著一絲殺意。“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徬徨。”是他戰斗的寫照。 

也許正是當時的政治環境、文白交雜的句子、日文硬譯的詞匯以及虛實的用筆，讓我們和他、他的作品之間產生了巨大隔膜，不細細揣摩又難以發現其中的深意。他也明了這一點，“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怕周樹人成為學生們“三怕”之一。其實，彼時也有很多人怕他。因為其刻薄好斗，主張“痛打落水狗”，至死“一個也不寬恕”。深刻的人，“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注定是孤獨的。甚至孤獨到連最親密的愛人許廣平也不太理解他，正如張兆和不理解沈從文。許廣平不理解、馮雪峰不理解，更遑論幾十年后的我們。 

魯迅曾說他寫作的目的之一，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他明了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青年，所以他愿意甚至犧牲自己、或被青年利用也幫助青年。對大眾，對青年，對進步的社會事業，他甘于做“牛”，做“泥土”。“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拼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 

“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魯迅愛夜，曾作《夜頌》；曾寫下“大夜彌天，璧月澄照”。“愛夜的人，于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夜讀魯迅，四周俱寂，喧鬧的城市安靜下來，看到他大病初愈后寫下的話，“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悲從中來，那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狂人”，也有著“無情未必真豪杰”的柔軟，“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深情。忘記一己的病軀，依然懷想著“無窮”和“無數”。他匆匆獨行在暗夜中，試圖砸碎鐵屋子，透進微光給民眾和國家。 

月光如水照緇衣。百年后的今天，我在夜里讀他的書，權做一種紀念與懷想。紀念一位行者，懷想一位先知。他如同一個路標，一直在前面指引著我們前行，只是我們常常忽視、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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