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也變成了一個“手機控”，加入了“低頭族”。起初因為國內疫情嚴峻，生怕漏掉了更新的數據和新聞；后來國內的疫情緩和了，可是海外又嚴重了，所以不由自主地又關心起海外的形勢來——尤其是加拿大，因為徐殿英老師一家在加拿大。

徐老師是我初中的生物老師。善良的她有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地，對待學生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因此，我們同學跟她都很親，尤其是女孩子，經常結伴到她家里去玩。直到我們都長大成人走上了社會，還是如此。

工作不久，我的生活開始變故迭出，命運變臉之快讓人來不及反應。前一秒還健步如飛，后一秒二級重殘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心里都在懷疑這一事件的真實性，總覺得像假的。等我好不容易心理適應了，病情也略好了一些，可是父親卻病逝了——我小時候是單親家庭，稍長父親再婚，因此，父親離世后，除了悲傷之外，還有很現實的問題——住房問題、生活來源問題、獨居護理問題……基本上，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是問題。

徐老師從同學那里知道了我的情況，找到了我。當時我最怕長輩來看我了——有些長輩看到我會因為心疼而掉淚，甚至摟著我哭，這樣，就變成了我忍著不哭來安慰他們。而當他們離開這種悲傷的氛圍，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這種氛圍卻在我的屋里，伴著孤燈只影久久不能散去。

但徐老師沒有問我身體和生活的情況，她只是把屋里的所有東西細細檢查一遍。檢查后發現那臺老式微波爐里的玻璃轉盤沒了，她說她要去幫我配一個，就走了。

第二天，她抱著個玻璃轉盤笑瞇瞇地又來了，說兒女都離家了，她和老伴很寂寞，如果我經常去她家吃飯，就能陪他們說說話。我知道她為了我感覺舒服些而這么說的，這種“騙”讓我覺得感激又溫暖，況且我那時也實在是很吃力了，所以，我就被她“騙”去蹭飯了。

她家離得不遠，而且不需要過馬路。我每天上午自己慢慢走到她家，吃完午飯，她帶上給我準備的晚飯把我送回來。有時我狀況不好不能走路，她就給我送飯。就這樣，在她家又吃又拿的日子，一過就是三年。由于飲食營養且有規律，我的身體明顯好轉了。

有一次，她送我回來的路上，遇見了一個認識她的人，指著我問她：“這是你家閨女吧？”徐老師說：“是呀！像吧？”說著，還摟緊我的肩膀，讓我倆頭靠著頭。

我天性羞于表達感情，真的很想表達的時候，往往是想說的話只在心里過了一過，什么也沒有說出口。那一刻，我在心里過了一過的話是：“十年修得同船渡，那要幾千年才能修得這么好的媽媽啊?！?/p>

后來，徐老師在加拿大的女兒給他們老兩口辦了移民。走之前，徐老師對我有許多不放心，為了讓我的生活方便，她頗有一些奇思妙想的發明創造。比如說堆堆褲。因為我肢體末端血液循環不好，徐老師給我準備了一條褲腿奇長的毛褲。走路時可以將長褲腿在腳踝處反復折疊，疊得厚厚的護腳踝；冬天不出門時，就不用疊得齊齊整整的了，就任長長的褲腿自然堆在腳踝處，這樣因為蓬松比疊整齊暖和；晚上坐在電腦前時，就把褲腳拉下來，連腳包住塞在大棉鞋里。幾年之后，堆堆褲時髦起來時，我很不以為然——從來不時髦的我，其實早就穿過啊，徐老師在堆堆褲流行之前就已經原創了。

還有，我的抽屜里，至今還保存著一只縫了個布圈的護腕，這也是徐老師的發明。那時，因為右手功能受限，我做什么都是用左手，導致左手腕勞損疼痛，需要戴護腕才能緩解一些。戴護腕需要用另一只手把它拉上來，而我的另一只手卻使不上勁，也就是說，我需要別人幫助才能把護腕戴得很服帖。徐老師想出一條妙計，給護腕縫上一個布條做的圈圈，我每次戴的時候就把左胳膊伸到圈圈里，用胳膊的力量將護腕拉上來。徐老師怕不夠我用，當時做了很多這種護腕，直到手腕勞損好了我也沒用完。

中國古代稱母親所居為“萱堂”，以開金黃色花且能使人忘憂的萱草比喻慈母。

愿大洋彼岸的“母親”福壽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