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沒有留下一張照片。除大姐外，家里姐妹都不知她名字。誰會關心一個已故去四十多年的老人呢。初冬的這個午后，我在讀一本書時，忽地想起她。

祖母30多的年紀就守了寡。當年日本鬼子進村，全村人都跑反了，而祖父執意不愿離開家。藏在床底下的他，最終還是被鬼子抓住，用槍托打成重傷，臥床不足一個月就憤而離世。不知何故，父親從未和我們說起。也是幾年前才從堂嬸口中得知，原來我家也有國恨家仇的一段歷史。祖母只生養我父親一個。她把全部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父親身上，含辛茹苦拉扯父親長大，省吃儉用培養父親讀書。為了給父親更好的教育，待他讀中學時，祖母將他遠送到含山她妹妹處，讓他就讀含山中學。

說起這個姨奶奶，頗有意思。她七歲那年隨她父親去集鎮，吃了個肉包子，回來后大吐不止。后來瞎子算命，說這孩子是佛家的命，一輩子只能茹素。后來，家人送她去含山城外的尼姑庵，她一輩子就在那里吃齋念佛，最終成為“老尼姑”。當年年少的父親被送來讀書，就住在禪院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自鄉下搬回縣城，父親常帶我們去尼姑庵看望“老尼姑”。父親一直記著她的恩情，也是她的資助，父親才考取師范，成為“公家人”。老人是碧峰禪院的創始者，八十六歲那年圓寂。如今她的墓碑仍在禪院塔里。

父親十二歲離家后，遠在肥東的祖母一直孤居鄉下。父親多次想接她過來全家團聚，可她總舍不得那些菜地。依舊種菜賣菜，用微薄的收入接濟貼補我們一大家。直到1973年春，勞作到七十六歲的祖母，才帶著一車舊家當，搬來我父母下放的小村。

記憶里祖母的面容，模糊不清。當年才六七歲的我，跟她也沒什么感情，似乎一點也不喜歡她。

那時祖母應該腿腳不便吧。手拄拐杖的她總穿一身黑布衣，頭扎包頭巾，似乎很老態。家里五六個孩子，又添人口，不便幫家里做農活的祖母，似乎不太受母親待見。年幼的我自然站在母親一邊，對奶奶的出現，很是警惕，也不愿和她親近。

家里前后兩進六間房屋，奶奶獨自住在前排房里。我們姐妹總有些怕她，很少去她房間。父親自學校教書回來，常帶一些餅干和方片糕孝敬奶奶。家里只有弟弟常被奶奶叫去房間，分得一些糕點吃，我們姐妹是沒有份的。不過有一次，祖母喚我小名，我怯怯地走到她身邊，半躺在床上的她，側身從床頭枕下，取出紙包，拿出幾塊餅干，遞給我的同時，期待地叫我喊她“奶奶”。起初我還佯裝不肯接，但小手已經伸出去了。似乎是看在餅干的面子上，才應付著叫她幾聲，祖母笑瞇瞇地摸我的頭。那幾塊餅干多香啊，我吃得小心而奢侈。吃完后，祖母還詭異地叮囑我，不要告訴其他姐姐哦。

麥收季節，門前曬滿了一地麥穗。母親搬一把靠椅，讓奶奶在門前幫著看場。那天，才讀一年級的我放學后，一蹦一跳地剛到門前，奶奶就招手叫我，她顫巍巍地從黑色大襟褂口袋里，摸出一把綠色小刀，說是場地上撿到的，舉著問我可要。我一看便知是削鉛筆的小刀，自然喜歡。祖母送我的同時，又叫我喊她。我叫一聲“奶奶”，她答一聲“哎”，我叫得那般稚氣，她答得那么干脆，那么歡心開懷。

那時我和三姐，都是不愿意叫她的。鄉下孩子原本嘴就笨拙些。何況，這個從天而降，長到七歲才第一次見的奶奶，那么讓我陌生。

記得那個夕陽西下的日子，奶奶不見了。焦急萬分的母親，叫我去找。在村口小學校邊的坡道上，我看見獨自拄著拐杖的奶奶，面朝西方，朝著父親回來的方向，就那么望著，望著。我跑過去牽她，可奶奶執意不肯回。她拄著拐杖，就那么站著，等著，望著……直到父親的身影出現，她才在父親的攙扶下回家。

現在想來，寡居一輩子的奶奶，或許是不適應大家庭生活，也或許她仍眷念著生生息息的肥東老家。

那年五月初四，端午的前一天。中午奶奶還好端端地吃了一碗飯，喝了半碗媽媽為她做的肉湯。下午我和三姐聽到躺在床上的奶奶大喘氣，嚇得趕緊跑去大隊部，叫回正在宣傳隊排練的大姐。大姐慌忙給遠在四、五里外學校工作的父親搖電話。等父親跑去接電話，再大汗淋漓地跑回家，奶奶剛咽下最后一口氣。記得那天，一向偉岸威嚴的父親，伏在奶奶床頭嚎啕痛哭，長跪不起。

躲在房門外窺看的我，第一次直面親人死亡的場景，除了一些害怕，似乎還不懂得悲傷。那一年我七歲。

祖母葬在我上學的大路邊。坡下，雜草叢生。春天，野薔薇遍地，一朵一朵，好似開到了天邊。我日日路過她的墳塋，祖母該能聽到我一路清脆的笑聲和成長拔高的聲音。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家搬回縣城。父親將祖母的墳遷回肥東。祖母魂靈終于回到了故土。十一年前父親離世，父親的墳墓就在祖母的腳下，他們母子終于得以永久團聚。每年清明與冬至，我們姐弟們去上墳，會給祖母的土墳培一柸新土加固。

冬至的那天，我在冰冷的夜，深切地想起這一脈源遠流長的親情，想起奶奶、父母，想起曾是這世間最親的親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