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張萬金的長篇新著《徽州往事》（安徽文藝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時，我有些感慨。掐指算來，我們相識已經二十年了，歲月這把“殺豬刀”篡改了我們的容顏，但我們對文字的摯愛始終沒有變。曾經的文學青年，如今已是文學中年。

寫作是長跑，即便是天才，也離不開必要的文字訓練。供職媒體的張萬金顯然深諳此道，他筆耕多年，先后出版了紀實作品集《生死協議》《大案迷情》、長篇小說《紀委書記的密殺令》等。但老實說，我并不是很喜歡這些作品，直到出版《徽州大宅》（2012年出版），他才真正找準了自己的寫作方位，并在這個文本里，找到了一個作家的自信。深邃的徽州不僅點燃了他的藝術激情，也賦予他更多的小說素材和創作靈感。

我敬畏徽州的山水。多年前，我獨自尋訪過徽州的古村落，每一次尋訪，我都滋生出終老徽州的念頭。徽州確實是一座“富礦”，山川秀美，人文薈萃，足以滋養任何一位有雄心的作家。致力于徽州系列長篇小說寫作的張萬金顯然也有自己的雄心，他顯然想在地理意義的行政版圖上，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標和文學譜系。為此他做了不少功課，一面多次深入徽州腹地，親身感受古徽州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一面又從故紙堆里尋找蛛絲馬跡。那些潛伏在泛黃書頁里的只言片語，最終衍生為生動的小說細節，有的甚至成為布局謀篇、穿針引線的重要線索。作為“徽州”系列長篇小說之一，這一次，張萬金將《徽州往事》的寫作背景設在歙縣雄村——雄村位于歙縣縣城西南十五公里，三面靠山，一面臨水，“枝分葉散，所在為雄。”小說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雄村人、茶莊老板曹正泰營救美軍飛行員的故事。曹正泰的兩個女兒曹曼筠、汪曉茹都是隱蔽戰線上的共產黨員，小說因此有了諜戰情節以及姐妹倆的凄美愛情。當“諜戰”和“愛情”在小說中相遇時，最終拷問的，通常是人性。諸多元素的滲透與疊加，尤其是對人性的拷問，增添了《徽州往事》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藝術性，也在文本內部構建出一個豐盈的藝術空間，借用安徽省作協主席許春樵的話來說，“小說有青春愛情，有刀光劍影，多變的敘事手段，反思歷史與人性，可謂諜戰小說佳作。”

雖然《徽州往事》堪稱安徽本土諜戰小說的一次小收獲，但《徽州往事》又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諜戰小說。曹正泰是誰？他的祖上是大名鼎鼎的曹振鏞，乾隆朝戶部尚書曹文埴之子，歷三朝、相兩帝，福祿壽俱全。除了曹正泰，《徽州往事》中還出現了戴笠、杜月笙、胡蝶等風云人物，這使得《徽州往事》在寫作手法上又有了歷史小說、非虛構寫作的某些表征，這在語言、結構以及文體意識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自然與作者的媒體人身份有關，或者可以這樣說，作為小說家的張萬金，并沒有徹底擺脫自己的媒體人身份。媒體是一個和社會良知息息相關的職業。這讓我想到眾多媒體出身的作家，比如海明威、懷特、略薩、莫言，曾經的媒體人身份，或多或少地影響過他們的寫作立場。“沒有記錄，就沒有發生。”在此背景下觀照《徽州往事》，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用心。不過，我想，張萬金對徽州的小說探索應該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徽州往事》或許只是一個開始，對于一個逐漸走向成熟的小說家來說，這是一個喜人的標志。

作品自己會說話，評論別人的作品也涉嫌虛榮。作為多年好友，我無意吹捧萬金兄。寫作經年，我們都不再需要無謂的吹捧。好在吾道不孤，我們一直在路上，心里亮著一盞燈。期待萬金兄的筆觸能向人性更深處挺進，寫出更有文學意味、更有徽州底蘊的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