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姆在重慶，去拜訪城中一位著名的老哲學家。

老哲學家留著辮子，能說古板卻也地道的英語，精通孔孟之道，“偶爾詞不達意之際，他就干脆換個德語詞組，竟也能相互配合，把觀點表述得天衣無縫。”

老哲學家對于毛姆的求見頗感欣慰，認為他不同于他那些在中國的同胞，只把中國人看成苦力或買辦，召之即來——之前曾有位“東道主”滿口對毛姆打包票，能幫他安排和老哲學家的見面，幾天后音訊皆無，“東道主”很無辜地表示，他明明給老哲學家捎去便條，“讓他過來一趟”，沒想到他這么不識抬舉。

毛姆一聽就知道不對，他趕緊給哲學家去信，表示想登門拜訪，才有了這次會見。

但對于這位與眾不同的英國人，辜鴻銘也不怎么客氣，他一邊道著歉，一邊說英國人沒有研究哲學的天賦。毛姆分辯說他們也培養過很多優秀人物，老哲學家說他在牛津讀博士時，發現那些哲學家不過忙著明哲保身。

說起中國他變得慷慨激昂，說西方人尚且蟄居山洞茹毛飲血時，我方初民早已開化受教，克己復禮。我們敢為天下先，摒棄暴力手段，用智慧來管理這個偉大的國家，已經取得初步成功，白人憑什么固執己見，瞧不起黃皮膚的中華兒女？……

好吧，你一定猜出來了，他就是辜鴻銘。他說得遠比我引用的這段要多很多，簡直是口述了一篇戰斗檄文，滔滔不絕的質問排山倒海般向唯一在場的毛姆襲來。換個人，怕是后悔來這一趟了。

但毛姆說，他和老哲學家談得“漸入佳境”。

在這本《中國的屏風上》（張和龍 晏凱譯），毛姆寫了很多人物，以西方人為主，也有少數中國官員，對大多數人都是不動聲色的嘲諷。而他寫到辜鴻銘，雖然也詳盡地描述了他的古怪、荒誕以及人生的錯位感，但也寫出他赤誠、雄辯，以及毛姆本人也具有的有趣的刁鉆。

某種程度上說，他和辜鴻銘才是一伙的，在這本書里，毛姆也詳細地寫出了他那些同胞的傲慢，他們令人發指的表現，對應得上辜鴻銘的怒火。

比如有人對中國人說話，總是會下意識地提高自己的聲調，非得用刺耳的口吻發號施令不可，

有人是到中國之后學壞的，像那位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亨德森先生，他來中國之初，拒絕坐黃包車，認為人不該做這種苦役。兩三年后換了一副洋大人的腔調：“要知道，我們才是統治階層，來這里就是要給他們點兒顏色瞧瞧，好讓他們心存敬畏。”

討厭一個國家，會連帶著厭惡這個國家的文化，有人以了解中國為恥，有人將中國的繪畫瓷器等等一并稱為“中國垃圾”，并驕傲于家里沒有一個中國物件。毛姆不無諷刺地寫，這樣一個人，在人們眼中卻是個出類拔萃的人。

而那位漢學家被他的同胞妖魔化了——在那些傲慢的英國人眼中，研究漢學不僅古怪，甚至近乎墮落。

毛姆理解他，理解他對另一種文明的渴慕：“他在談論中國詩人時卻如此動情，我在聆聽中不禁自問，人世間最美好的情感是否還沒有從他的手指縫間悄然溜走……唯有李白詩句中所描寫的風姿綽約的蓮花，以及所隱含的凄美境界才能打動他……他的心動神移僅僅是因為讀了一首精雕細琢、格律優美的古詩罷了。”

《在中國的屏風上》看似只是西方旅人的浮光掠影，實則暗藏毛姆對文明本質的深刻洞察。他筆下那些傲慢的殖民者、麻木的商人，與他對辜鴻銘善意的凝視形成鮮明對比。這并非偶然，因為毛姆自己也是一個文明的異鄉人，一個在西方現代性浪潮中始終感到疏離的觀察者。

他享受西方文明的諸多成果，卻始終在質疑西方文明的內在邏輯與價值取向。在《刀鋒》中，拉里·達雷爾作為一個美國人，對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感到厭倦，他遠赴印度，通過冥想、與印度智者的交流等方式，找到了內心的寧靜。《月亮與六便士》里的查爾斯·斯特里克蘭德，激烈地抗拒西方社會中產階層優渥有序的生活，輾轉來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這種原始的、未經雕琢的生活環境激發了他的藝術靈感，他以塔希提島的風土人情、自然景觀以及當地居民的原始生活為素材，創作出了他最偉大的作品。

他來到中國，對于中國文化寄予厚望，在這本書里，他屢次提到莊子。他在英國時，就喜歡在雨天讀莊子，認為“莊子的書卻實屬難得的優質讀物”，他希望在中國能找到可以談談莊子的人。然而中國人的苦難給他帶來極大的震撼，文化人對莊子已經生疏，那些看似溫文爾雅實則貪污腐敗的中國官員也讓他厭惡，他的找尋與失落，讓他產生了某種錯位感。

毛姆像是一個站在兩種文明邊緣的幽靈，既不屬于傲慢的西方，也無法真正融入神秘的東方，卻因此看得更清楚——真正的理解，往往誕生于這種錯位與寂寞之中。而那些自以為站在文明高處的殖民者，恰恰是最可悲的囚徒，困在自己筑起的偏見之墻內，從未真正看見過世界。

真正的智慧，或許正像莊子所言：“井蛙不可以語于海，夏蟲不可以語于冰。”毛姆最終未能在中國找到他理想中的“莊子”，但他留下了這本《在中國的屏風上》，讓后世讀者得以透過他的眼睛，看見那個時代的傲慢與孤獨，也看見文明對話的珍貴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