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皖新聞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社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fā)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十年前看王家衛(wèi)導演的《一代宗師》，葉問對宮二說的：“你我之間沒有恩怨，有的，只是一段緣。”

我聽到這句，心里咯噔一聲，想：“他不愛她。”時光荏苒，現在只覺得自我成就比愛不愛的更有優(yōu)先級，而我們的自我成就，常常與各種緣分有關。

最近也在追《繁花》，看玲子和寶總的交情，也會想起這句話。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寶總去日本解決繡花機的問題，他不會日語，不得其門，在寒夜的東京街頭都快走投無路了，碰到在此端盤子的上海人玲子。

萍水相逢，玲子卻以一種他鄉(xiāng)遇故知的熱情，幫他引路，替他在寒風中等候，還把自己求得的好運簽送給他。

一個月后，寶總請玲子回來出任上海“夜東京”經理，圓了她的夢。雖然后來倆人感情線一言難盡，但放長了看，會不會也覺得，“緣，妙不可言”？

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人人都是一個精妙的小宇宙，交匯時常有神奇的能量互換。

這幾年我自己也和這世界也有了更多的粘著性。一開始我都還沒注意到，有次我在商場里熱心教別人怎么用優(yōu)惠碼之后，目睹全過程的我娃說，媽媽，你最近很像一個外向的人，你以前不是這樣啊。

他的說法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我跟他說，內向和外向都是刻板定義，也許每個人都應該嘗試著打開自己，更多地與世界互通和結緣——哈哈，我們母子的對話常常就是這么書面化。

以前的我確實如他所說，偏內向。張愛玲說：“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這也是我的心聲，反過來說，就是在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活的煩惱。

不用出門的日子，對我就是節(jié)日。聚會取消的消息，對我就是赦書。餐桌上的人如果不太熟，我可以從頭到尾就是吃吃吃。

張愛玲的《異鄉(xiāng)記》里寫她千里尋夫中途投宿在人家家，她卻“忽然變成了英國人，仿佛不介紹就絕對不能通話的”，惹得女主人幾天臉色不好看。我太懂那種被性格封印的感覺，有次在電梯上碰到我們領導，我一時不知道說啥好，就背過身去，默默地忍耐電梯緩慢上升十幾層。

曾經我理想中的生活不是想買什么買什么，而是想不搭理誰就不搭理誰。

這幾年我有了點變化，哪怕在菜市場上，我都愿意跟人聊兩句。人一敞亮，看到的東西也不同了，我也因此在各種場合認識了各種有趣的人，生活也變得容易和有意思了。

有個心理學博主崔慶龍說：“很多人心理上都有這么一把鎖，打破它，就是另一個天地，避開它，就是舊世界的重復。它延續(xù)著僵局卻又維持著秩序，它代表著安全、確定、可預期，卻又讓精神趨向于蕭條，它給了你厭倦的同時，又給了你不敢背叛它的恐懼。”回頭看看，這說的不就是從前的我？

那我這個變化是怎么發(fā)生的呢？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的朋友陳小姐的影響。

人家都說陳小姐和我長得有點像，但我倆性格完全不同。舉個例子，我們一起去貴州旅游，途中她想泡杯茶。在我想來，正確的做法是，找個小店，買人家一盒方便面，然后跟人討點熱水。

然而她老人家徑直走進一家茶葉店，不但討到熱水，還跟人談笑風生，嘗了人家才泡的好茶。我心想，完了，這不買人半斤茶葉哪能脫身，卻見她比妙玉還專業(yè)地點評了幾句，對方連連稱是，然后賓主盡歡，人家把我們禮送出門。

整個過程很流暢，而且在旁邊看著，我也覺著沒問題。不要把大家身份限定為賣家和主顧，真誠而又懂茶的人遇見了，就是緣分啊。陳小姐對這世界以單純的心性相待，世界也給她同樣的回饋，不都說，唯有真誠得人心。

人際關系對她來說從來不是壓力，她真心喜歡交朋友，會把各種身份的人，都變成朋友。樓下服裝店店主，旅途中遇到的當地居民，她都能跟人言笑晏晏。

同事就更不用說了，她曾經在一家報社工作，小編輯一枚，卻把整個部門的人弄到她家去開會。她端茶倒水出主意，給人的感覺就是，但凡有一件事跟她有關，她就不可能不走心。

我本來很難想象那種過于熱鬧的狀態(tài)，我覺得書本里有更豐富的人性樣本，還不用直面人性局限，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直到有一年去她家，正趕上她家高朋滿座——當然，這也可能是她家的常態(tài)。大家有的坐在桌前，有的坐在地毯上，還有人干脆趴在沙發(fā)上，就是怎么舒服怎么來。

大家吃吃喝喝，兼談電影、談文學，雖然都是普通人，但氣氛對了，普通人也會有讓人驚艷的靈慧妙悟。就見全場你來我往，火花噼里啪啦四濺，連我自己也有了“斗酒詩百篇”的陶陶然。那一刻我發(fā)現，原來人際交往也能激發(fā)出一種創(chuàng)造性，與靜態(tài)的閱讀思考相得益彰。

難怪陳小姐成長得這么快，我甚至覺得，在我認識的人里，她是成長得最多最快的一個。

初見時，她只是一個比較熱情的女孩子，如今則添加了深邃、幽默、敏銳等各種特質。她曾經說過，只要我活得足夠長，我就能變成一個全新的人。我相信她這句話，有著開放型人生態(tài)度的人，就有著超強的吸收力，每個人都可以是她生命里的貴人，倒不是都能幫她什么，而是使她成為更精彩的人。

道理雖然是這么個道理，實行起來我還是顧慮頗多。具體地說就是，我害怕破碎。《紅樓夢》里說，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遠之意。跟人保持距離，固然難免寂寞，但親密關系突然崩裂的一刻，更是要命。

拿張愛玲來說，都知道她最好的朋友是宋淇夫婦，她的遺產都留給了他們而不是親弟弟。但看她給丈夫賴雅的信，她和這對夫婦關系也曾斷裂過。我想，她把遺產留給他們，是不是像她還母親和胡蘭成的錢，是最后的兩清？

后來我研究張愛玲和宋淇夫婦的通信，發(fā)現我弄錯了。他們的友誼曾經出現過波折沒錯，但只要真心相待，正可以成為一種淬火，讓友誼來得更加堅固。

張愛玲是1952年認識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一見如故。向來寡言的張愛玲和鄺文美聊起來沒個完，但她知道鄺文美要照顧家人，一到八點就催她回去，還送綽號“我的八點鐘灰姑娘”。

友誼出現裂痕，是因為借錢。

張愛玲赴美前，跟宋淇供職的電懋公司借了一筆錢，宋淇做擔保。張愛玲本來想著很快能還上，沒想到她到美國之后各種不順，找了個老公賴雅比她還窮。

看《小團圓》就知道，張愛玲是特別怕欠人錢的人，她本來就緊張，欠了錢就近乎神經質。做張愛玲債主的好處是，她一定會還你的錢，壞處是人家只要一沉默，她就會覺得對方在催債。

為了多掙點錢，她又回到香港，為宋淇所在的電懋公司把《紅樓夢》改編成劇本。可能也想讓宋淇夫婦看到，她不是一個欠了錢就玩失蹤的人。

劇本寫好后，電懋那邊怕邵氏搶拍《紅樓夢》會撞車，遲遲不能決定采用與否。宋淇沒有話語權，還夾在中間。他的為難，被張愛玲理解為對她寫的新劇本有意見，懷疑宋淇要替公司克扣她的錢。她給賴雅寫信說：“向宋家借貸是糟糕的決定，毀了他們和我多年的友情”“我們再也不是朋友了了。”

回美國前夕，她提前退了旅社，不得不住在宋淇家，這對于雙方都是一場磨難。宋淇之子，年幼的宋以朗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說：“她給我的印象很簡單，一個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視卻不戴眼鏡，看東西需要俯前，喜歡吃隔夜面包。另外整天躲在房間寫作，偶爾出來一起吃飯，與小孩無甚交流。”

連人家孩子都不想敷衍一下，這是真的不想好了啊。

張愛玲回到美國后，起初給宋淇夫婦的信，寫得也不如從前熱情。但他們漸漸還是神奇地恢復了友誼，因為宋淇夫婦還是一如既往地以赤誠之心待張愛玲。

宋淇把她推薦給皇冠的老板平鑫濤，一舉解決了張愛玲后半生的生計。還在《皇冠》上開專欄介紹她，看似輕松，實則頗有“小心機”：“處處在為你宣傳而要不露痕跡，傅雷、胡適……都用來推高你的身份……好像我們在講一個第三者，非常客觀似的。”哈哈，只有真朋友才會這樣。

張愛玲寫了《小團圓》，他認真審讀，然后寫了封長信，分析利弊，勸張愛玲不要出版。張愛玲接受他的意見，同時兩度叮囑夏志清，不要告訴平鑫濤是宋淇不建議出版的，怕傷了平鑫濤和宋淇的感情。

邵文美依然是張愛玲最好的傾聽者，張愛玲說她一個人的時候，腦子里的大段獨白，都是說給邵文美聽的。她給宋淇的信里說：“我向來遇到有才德的女人，總拿Mae（邵文美英文名）比一比，沒一個有點及得上她的。是真的沒有。”

同時，她也調整和他們的交往方式，比如劇本她都盡量托付給夏志清，并特意囑咐：“這件事不能找宋淇，他為了從前我寫劇本的事夾在中間受委屈”。

碰撞并不是壞事，碰撞也是一種互動，讓人更加知道朋友的好，找到更加合適的交往方式。

這是張愛玲人際交往中的一個特例，張愛玲曾經認為華袍上爬滿了虱子，忙不迭地要將華袍丟棄，寧可孤寒地站在世間。這一次她的選擇不是切割，而是包容人與人之間的復雜，讓這段緣分更有生命力，也在某種程度上將他們的故事升華到更深刻、更美、更有意義的層面。

所以會斷裂并不是因為關系親密，而是看似親密的關系里，并沒有真正的誠意。我們有時候并非抗拒緣分的發(fā)生，而是對對自己能力的不自信，不敢去面對關系的變化；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對緣分本身的不信任。但人是活的，關系也是，讓緣分隨著自我一起成長，才能開出繁花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