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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復旦進修,有次去找中文系某博士聊天時,碰到嚴鋒老師。
聽說我在中文系旁聽,他就問我和誰比較熟。我說出兩個名字,便見天真愉悅的光從他的眼鏡片后面透出來,他一點也不想掩飾地說:“真好,大家欣賞的都是一樣的人。”
這個細節差不多是那次遇見里,我對嚴鋒老師印象的全部。我也覺得很好,這世上有人以金錢權勢取人,有人以才華風度取人,難得有人聽到你欣賞誰,便知你是怎樣的人。那種單純的會心,不多,所以很珍貴。
另外我還知道一個關于他的信息是:辛豐年的兒子。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讀書》雜志是無數讀書人心中的圣殿。上面的文章,作為高中生的我一小半能看懂,大半是不明覺厲的敬而遠之。辛豐年那組“門外談樂”的文章屬于后者。不過我家鄰居,本城最有文化的王老師總贊嘆:寫得好啊寫得好。我想那肯定很好。
王老師對辛豐年的橫空出世也是津津樂道,說他是南通人,文章寄到《讀書》,編輯覺得一定是學者教授之類,找了去,才發現他初中都沒畢業,音樂也是自學的。所以尋常閭巷里常有異人,人要有謙卑之心。
這段敘述或有謬誤,但我當時聽了只覺得勵志,可能是自己沒有信心走得好通衢大道,把辛豐年的經歷,當成曲徑通幽式的成功。
所以當時嚴鋒在我眼里,還有點“辛豐年兒子”的光環,滿足了些許好奇。
離那次見到嚴老師又過去幾年,我混跡于天涯論壇,居然認識了不少辛豐年的粉絲。他們和我年齡差不多大,如嚴鋒所言,多為音樂愛好者和白領麗人。在交通并不是特別方便的當年,他們隔上一段時間就去看看他。我想他們一定從那些見面里汲取了很多,但也只當成文化圈現象未加留心。
然后有了微博,我順手關注了嚴鋒老師,發現他還是一個酷愛吃面,對豬肉和VR都有研究,會修電腦也擅長寫段子的音樂發燒友。當斗志忽然被不靠譜的網友激發時,他則會像撒貝寧那樣凡爾賽,亮出他兩次江蘇省文科最高分的戰績。
他寫過一些著名的段子,比如“早晨起來看微博,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皇帝批閱奏章,君臨天下的幻覺……”我個人更喜歡他那篇《不必讀書目》,除了可以替讀者省時間,也鼓勵閱讀者勇敢地相信自己的直覺。
我有時會拿嚴鋒老師給小兒勵志,告訴他嚴鋒老師高考前晚一夜無眠,等拿到試卷,發現不過如此,隨手就考了個等同于江蘇文科總分第一的分數。“狀態”這個事,可能沒那么重要,我們往往栽在“擔心狀態不好”上。
拿到成績后,嚴鋒老師快樂地看了一夜《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天體檢,轉氨酶過高,竟然不能上大學。想想這是多大的挫折,好容易考了全省第一,居然連學也沒得上。但嚴鋒老師從頭再來,又考了個全省文科最高分。歷來狀元不少,拿兩次文科最高分的,怕是就這一個,真夠吹一輩子的。所以一件事發生時,不要著急給它定性,如果躲不過,就扛起來,說不定反而會成就你人生里的高光時刻。
小兒聽了幾次,有天,忽然說:“你說的都是‘后來成功了’的故事。但大部分人休息不好,考試成績就是會差一點。第一次考得好,第二次不見得考得好。嚴鋒老師是個例,不見得適用所有人。”
我無言以對,想想若有人用嚴鋒老師的故事鼓勵我,我也會很抗拒。這也是大部分雞湯的命門,雞湯里也都是“后來成功了”的事,而大部分人,一個小錯都犯不起,把救贖寄托于“后來成功”,純屬自欺欺人。
我自己想一想,能夠安慰到我的也不是嚴鋒老師的經歷,而是他的父親辛豐年的。我這人內核不太穩定,容易困擾,但這幾年,我遇到什么事,總會想,假如是辛豐年遇到會怎樣?那一定不會怎么樣。刮風下雨,或者晴空萬里,對他都不會有太大影響,他有一種神奇的專注力,可以屏蔽外界的干擾,按照自己的節奏去生活。
這樣一個辛豐年,我是在嚴鋒老師的文章里看到的。
按嚴鋒的說法,辛豐年的父親是個小軍閥,做過上海戒嚴司令和淞滬警備司令。“后來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嚴鋒老師曾在微博上提起過,有一條街的房子都是他祖父的。
辛豐年的童年生活優裕,但這段歷史只是讓辛豐年深感羞恥,懷著“對人間的絕對正義的追求,以及刻骨銘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走上革命道路,也就成了嚴鋒所言的“干部”。六十年代,他因為說了幾句話,被撤銷一切職務,發配回老家勞動。
從“干部”變成公社煤球廠最底層的勞動者,社會地位斷崖式降低,饑餓成為常態,生活肯定有影響,但只能影響到一部分。
嚴鋒回憶說:“到了晚上,如果沒有夜班的話,就會讀魯迅和《英語學習》之類的書。從福州帶到鄉下的竟然也有兩三百本。看書看得吃力了,就會拿出小提琴來拉上幾段,最經常拉的是薩拉薩蒂的《流浪》和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歡的音樂之一……”
廠里的文藝組里有各種樂器,屋里所有的樂器,辛豐年都會一點,他拿到一本新歌集,能“很快地連詞帶譜從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
毛姆說,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小型避難所。閱讀制造某種間隔感,讓你隨時從不如意的現實中抽身。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里,兩個“勞改犯”手托稀粥討論哲學,宛如手托紅酒站在學術殿堂里,有些看似沒有用的東西可以幫你隨時叫停現實。
當辛豐年拉起二胡,吹起笛子,或者打開歌集開始歌唱,就是瞬間進入他的掩體,愛學習的人,有掩體自由。
平反之后,辛豐年沒有朱買臣式揚眉吐氣,際遇改變對他而言不過是換了個學習環境,他沒有那么多氣。當然他也覺得人生被蹉跎了,過多的勞動,耽誤了他看書聽音樂的時間。
所以,雖然只有五十三歲(比此刻的我大四歲),他向組織提出退休。嚴鋒說此事似有嘆息之意,稱之為“這可能是辛豐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因為從此再沒有人管他,升官分房全沒份。并不是只有這些才值得追求,但本來可以兼得的不是嗎?
王維就對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頗有微詞,說他太任性,后來窮到要飯。還不如一見督郵,可以安然地領份薪水,把生活安置妥當。“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
這種想法相當社畜:雖然上司愚蠢無聊,雖然打心眼里不想說那些廢話,做那些沒用的事,但沒有攢夠資本就得包羞忍辱啊,窮到要飯不也很狼狽嗎?
這個思路不能說不對,但漸漸可能就會把過程當成目的。你本來說只要得到這樣就收手,后來又想要那樣,漸漸變成一個啥都想要的人。陶淵明的掛靴而去,不是對督郵的任性使氣,而是自己人生里的縱身一躍,讓自己成為一個沒那么“想要”的人。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誰規定豆苗必須長得好呢?“但使愿無違”就可以了,這是陶淵明的一種專注。
提前退休,也是辛豐年的縱身一躍。嚴鋒說他退休手續一辦完,就拿起一根扁擔,用補發的工資到新華書店里去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了回來。《魯迅全集》、《資治通鑒》、《藝苑掇英》、《文物》雜志……
想看的書太多了,他吃飯的時候都在看書。同時,他不斷更新他的音響設備,從夏普四喇叭收錄機到Walkman CD唱機。買不起唱片,他就去讀樂譜,他還開始自學腳踏風琴、鋼琴,一上來就彈舒伯特,彈肖邦……至于彈得怎么樣呢?嚴鋒說, 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家里的人。
辛豐年的退休生涯,似乎可以分為現實和精神兩部分,現實這部分是做(大量)家務,“基于那種根深蒂固的對剝削階級人壓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厭惡”,他不愿意請保姆。
精神這部分就是讀書和聽音樂,以及寫作。
從嚴鋒的敘述看,寫作似乎是讀書和聽音樂理所當然的副產品,辛豐年毫無揚名立萬的野心,但稀里糊涂地就在晚年成了名,這似乎很符合當下倡導的長期主義,不過長期主義還有個目的在,辛豐年并沒什么目的。
有次嚴鋒跟人聊起辛豐年的文章,對方說比某某的好,嚴鋒回去轉告父親,辛豐年大怒,認為是一種輕浮和負責任的說法。還有一次,辛豐年的老友章品鎮在電話里,也許是自嘲地說,我現在也出名了。辛豐年聽得很生氣,認為這個老朋友怎么變虛榮了呢?
這符合古人所說的慎獨,我倒是想起湯唯的一段話,說人生就像開車,有時候你覺得方向錯一點點沒關系,但可能漸漸就不知道偏向哪里了。很多人就是不在乎這種偏移,漸漸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其實很難,人總是被各種事情干擾,本來想走這條路的,不知怎么就走上了那條路。改變得很自然,完全不像電影里還有個艱難的心路歷程。就是孔子本人我看也很難做到,所以他特別佩服顏回,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與其說顏回清心寡欲,不如說他專注,因為一簞食一瓢飲本來也沒有那么難以忍受,但大家都覺得它不能忍受,也就顯得不能忍了。
當然顏回也好,辛豐年也罷,多少也有點天賦異稟,不似肉體凡胎。嚴鋒就說他父親好到音樂的地步,好到人間能得幾回聞的地步。普通人與欲望糾纏良久,難以追躡他們的腳步。但是,人人都應該有點辛豐年,他會在某些時刻給你支撐,在你患得患失之際,在你生出鄙吝之心之時,想到有那么一個辛豐年,是不是也會昂首挺胸,緩緩吐出一口濁氣?
反正,我會這樣,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但想起他來就會少些憂懼之心。世上竟有這樣的人,世上該有這樣的人,對我來說,他是一個抽象的存在,一個純粹的精神力量。
(《辛豐年先生》,嚴曉星編,上海音樂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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