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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經常刷到一個詞叫做“配得感”，這個詞很戳我。想了下，我這一路走來，許多時候都在和這三個字膠著，在妄自菲薄與自我膨脹之間游走，在A面和B面之間糾結，很久之后才發現，按照自己的心來就好。

和大多數東亞女孩一樣，我的成長期，經常被一種“不配得感”支配。每有好事發生，或者被人欣賞、善待等等時，我的第一反應不是高興而是惶恐，潛意識里覺得自己何德何能啊。就手足無措地，把挺開心的事，弄得很別扭。

后來我開始抵抗這種心理，學會告訴自己“你值得”。你看你是這么好，值得用更好的東西，遇到更好的人，過更好的生活——那會兒還沒有那么多雞湯書，這種自勵，更多的出自自我保護本能。

但有時候勁兒努大發了，沒讓自己支棱起來，反而找不到北了。像是在跟誰賭氣，實則是堵上自己的路，畢竟這種自我鼓勵，并不是真的有底氣，它更是長期“配得感”缺失導致的畸變。

還得從許多年前說起，我十七八歲時，是親戚朋友眼中典型的叛逆少女。我做了一件讓大家無法理解的事，上到高二就退學了，在我爸的支持下，去復旦讀作家班。

我當時想的是，我偏科那么嚴重，最多只能考個大專——那會兒大學還沒擴招。畢業后靠老爸刷臉，也許能去某個單位做份打雜的工作，雖說很穩定，但估計一輩子也就那樣了。

退學去讀作家班，是沒有學歷，但我可以見更大天地，有更多可能。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挺有挑戰性的。

兩年后，作家班的學習結束了。我學到不少東西，還在《萌芽》《隨筆》等比較有影響力的刊物上發表了作品。但另一方面是，沒有像樣的學歷，就算回到家鄉小城，我也找不到一份和文化稍稍沾點邊的工作。

我常常是被一撥人夸贊，再被另一撥人拒絕。我不得不面對我的現實，二十來歲的人，生計無著，要靠父母養著，實在不是個事。關鍵是，不知道哪天是個頭。

張愛玲在《私語》里寫她有個階段：“仰臉向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過度的自夸與自鄙。”

我不是未成年人，但也被這世界裁判著，我都能聽到那隱隱的宣判，在說：“你不行?！蔽蚁霠庌q說：“我行。我怎么就不行了？”

在大城市的同學給我寫信，說來北京吧，你的家鄉配不上你。

我何嘗不想去，但我投往大城市的求職信，基本都如泥牛入海，沒有回音。我不好意思拿我爸媽在小城掙的錢，到北京去花。

困境中，我近乎不眠不休地寫作，希望那種奇跡發生：我忽然因為某部作品獲得極大聲名，被這世界看見。我覺得那才是我該過的生活，而眼下只是一種臨時狀態。

這種想象會讓我振奮一下，但很快就會轉化為另一種壓力，下筆時總像賭徒奮然下注，敲了兩行發現不是那么回事，就會很頹然，很失望，對自己很鄙夷，都快抑郁了。

看我這樣飄忽，我爸說，你還是找個班上吧。

他說的那個班，是到一份內部雜志做臨時工，負責校對，出刊時捆扎郵寄雜志等等，工資很低。我從一開始就不愿意，這不就是我最初逃避的那種生活嗎？干這種工作，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很多人陷入命運的泥淖，都是因為在困境中低看了自己。曾經看重我的老師同學們知道，又作何想？

有一天在電視上看到《東邪西毒》，張國榮演的歐陽鋒教育張學友演的洪七：“你這種年輕人我見得多了，懂一點武功就以為可以橫行天下，其實走江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會武功，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你不想耕田吧，又不齒于打劫，更不想拋頭露面在街頭賣藝，你怎么生活？武功高強也得吃飯啊。”

沒錯，人總得吃飯，最關鍵的是，不能因為會一點東西，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了，不能讓“配得感”反而變成一種限定。

我決定去上班，多少是有點走投無路的，去了沒幾天，居然很開心。我想，難道是我自己不知道，我本質上是個喜歡循規蹈矩的人嗎？

并不是。我依然愿意按照本心生活，但是，要在不失控的情況下。退學去上作家班，是有建設性的，可以學到更多?，F在在家里空耗是另一回事，要靠年邁的父母供養我的夢想，我內心的秩序被打破了。

選擇自食其力，并不意味著就向生活服輸，認為自己只配過這樣的生活。清楚自己是誰，那么，不管哪一種狀態，都可以保持自我。

雖然校對的那些文章不怎么好看，但是能鍛煉出抓錯別字的能力；至于我對病句的敏感度，也讓我在長期的失敗感里，獲得一點小而確定的成功感。這種成功感也許并不高級，類似于灑掃耕種中獲得的那些，但它是健康生活必須的元素；包扎郵寄雜志是體力活，我從那時發現干體力活特別解壓……我像是跳到另一面來看自己，原來我的生活可以有很多面。

我給在北京的同學寫信聊我的現狀，收到她近乎痛心疾首的回復，說中國不缺一個包雜志的高手，但是缺優秀的寫作者。我當時就想，包雜志也好，寫作也好，就是我做的一件事而已，為什么要用一件事把自己定性呢？

每月寄走一期雜志，會有一段時間比較清閑，我用那段時間寫作，向外面投稿。很快在省城副刊上接連發了好幾篇，然后，編輯說，發個簡介過來吧，我們要出一期特刊推你一下。

就這么著，種種機緣，讓我終于有了去省城工作的機會。誠實說，離開小城，也不是不糾結的，我工作的雜志社承諾，可以讓我轉崗做編輯，也許不久就能入編。在父母身邊，顯然更加穩定一點。

我問自己，五年之后，有可能對哪一種選擇后悔呢？留在小城，是一個有限游戲，五年后，最多入了編，過上大家眼中還不錯的生活；去外地，是一個無限游戲，不知道會怎樣，但正可以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這種生活，與我的天性是匹配的。

就離開了。一去二十余年，做記者，做編輯，寫作，出一本本書。也結婚生子、買房、理財，偶爾做做發財夢。

這么多年來，我經常聽到一種評價，從正面說就是：“你是我見過的作家里最正常的。”言下之意，對“不魔瘋不成活”的其他作家不以為然；也有的，對我這種生活狀態不怎么贊成。記得有位前輩忽然給我發來一個郵件，就一句話：“你為什么不去北京呢？”

我理解他問的，不是我為什么不去北京，而是曾經“叛逆”如我，為什么就甘愿和光同塵，如此消磨人生呢？

我想了很久，是因為我享受我的生活，我享受在斜陽草樹尋常巷陌里看人看風景的快樂。哪怕出去買個菜，我都能腦補出三千字，在路上聽到只言片語，我已經想好了起碼五個人的關系。不一定要在流動的盛宴上，才能感覺生活的五光十色，普通的日子一樣能給我故事感，等我積攢夠了，我會把我感受到的，表達出來。

但我也不會刻意地安分守己，困守在城市一隅。心情好的時候，我會買張機票，去我喜歡的城市住一晚。聽上去成本有點高，但是只要有那一筆預算，就能把自己的生活半徑開拓到幾百公里之外，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光。和孩子的關系，是我最為享受的人際關系，生個娃，等于再世為人，把自己已經忘了的日子再過一遍。孩子也是我的好友和搭子。

但我同樣可以一個人去異國他鄉待上兩個月，交替坐著火車和飛機，從那個國家的北部走到南部。我在朋友圈里曬快樂的自拍，我娃一個同學從他媽媽的手機上看到了，不能理解，說：“為什么她的孩子不在身邊，她還能笑得那么開心呢？”

哈哈，小朋友，因為我除了是你同學的媽媽，我還是我自己啊。

不同的狀態，其實就是某種自我塑造。是的，總有些東西試圖塑造我們，時間、他人的觀念、社會的標準，有時候，這些東西會潛入我們內心，讓我們以為，那些就是我們想要的，從而調入“虛假的配得感”的誤區。

尼采能告誡人類：要成為你自己。聽上去非常誘惑，但是，這個“你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嗎？還是長期的“不配得感”產生的反彈？當我們想抵抗那種自我貶抑時，會不會又刻意打造一種虛幻的幸福成功模板，依然被身外的東西牽制。

我想丟開那些模板，向心而行，過一種更加自由靈動的生活。我也在這種跳躍中，理解了更多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