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訊 上周五下午（2017年12月29日），由本報大皖新聞客戶端徽派欄目聯合合肥市作家協會共同主辦、淝河鎮人民政府承辦的辭舊迎新文學講座，特邀著名文學評論家、安徽大學王達敏教授開講《從余華到莫言》。王達敏教授從兩人的文學起點說到轉折直至文學高峰，以精深的學術研究輔以趣味盎然的故事，把從先鋒到新寫實主義的脈絡梳理完整，同時發散到文學的人道主義思潮和懺悔的主題，讓聽者獲益匪淺。

兩人幾乎同時出道同時出名

“這個題目是不通的，余華和莫言是同時代的作家，差五歲，幾乎是同時出道同時成名，一南（浙江）一北（山東），余華是1983發表第一篇小說，莫言則是1981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余華成名作是1986年創作的《十八歲出門遠行》，而莫言到1985年時，很多好小說都已經出來了，包括《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王達敏教授說起自己潛心研究多年的兩位優秀作家，可謂如數家珍，“余華的代表作是《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如果把這兩本拿掉，那就不必談余華了。”王達敏認為，這兩本書約27萬字，奠定了余華在文學界的地位。“12萬字的《活著》肯定會成為世界文學經典。余華32歲的時候代表作就出來了。”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主要靠《紅高粱》和《蛙》，“莫言知道一個人一輩子干不了幾件事，所以他一直盯著小說不放。莫言一直推一直推，2017年他出了一部話劇，兩篇短篇小說。”

在王達敏看來，余華和莫言都是天才型作家，但余華興趣廣泛，1995年之后余華應《讀書》主編汪暉之邀開始寫文學評論，結果寫完一篇發給汪暉，“汪暉看后說你這是中國最好的文學評論，受到鼓勵之后，余華就開始大量閱讀西方名家作品，每研究一個作家便寫一篇評論，寫了兩本這方面的書，一直寫到1998年左右。余華寫的音樂評論也被作家和學者們稱好。我說壞事了，果不其然，他后來的長篇小說便寫得非常艱難。”王達敏覺得，余華除了是才子型作家，也是靈悟型的，但注意力的過度分散導致他后來《兄弟》出來之后褒貶不一，“我對這部長篇提出了批評。”王達敏介紹說，當年有朋友和余華說起自己，余華聽后肅然起敬，“說明他看過我的東西。《余華論》的反響還是不錯的。”

都是通過寫作改變生存現狀

王達敏教授以余華研究在學界著稱，但他直言，“一輩子就研究一個人，我不行，我不能押在一個作家身上。”在他看來，余華和莫言都有很好的文學天賦，“想當作家的大有人在，寫不出東西，只能研究。想到余華和莫言會嘆氣，他們剛開始寫作時只有中學水平，這說明后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是有一個隱形的東西，（那就是）天賦在里面。”王達敏教授說，余華小學四五年級就遇上政治運動，1977年高考成績不好沒考上大學，衛生學校畢業后當了牙科醫生。他看到有一個人老在鎮上晃蕩，問他是做什么的，怎么不上班，對方說自己在文化館工作，每天晃蕩，也是他的工作。還有這么快活的工作？余華想進鎮文化館這才開始寫作，當時國內各大刊物都處于稿荒狀態，余華投稿竟然第一篇就發表了，“后來又寫了一篇小說給《北京文學》，北京打電話來讓他去改稿，消息傳開后縣里人驚訝無比，他就不再拔牙了，直接進了縣文化館。”

“而莫言呢，從小家里很窮，他那時候覺得一日三餐能吃到肥肉餡的餃子，已經是皇帝過的日子了。他后來通過寫作也達到了這個目的。當時很多作家，希望通過文學寫作改變生存現狀，這動機一點都不崇高。但在成為作家以后再去追求崇高也是可以的。”在杭州，余華朋友買到了一本小說《卡夫卡小說選》，余華看了后很吃驚——小說還可以這樣寫？！他讓朋友把這本書轉讓給他，“中國的先鋒小說作者都是從閱讀卡夫卡開始的，余華用厚厚的《戰爭與和平》，換來了朋友手中薄薄的小冊子《卡夫卡小說選》，看后恍然大悟，于是寫了《十八歲出門遠行》。上世紀90年代初，余華小說創作開始轉變。很多作家轉不過來，“余華不露痕跡，便轉過來了。跟現實達成和解，把人當做人來寫，他寫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其實《活著》出版的93年，陜西《白鹿原》《廢都》等有五部小說打向全國，95年《許三觀賣血記》遇見《長恨歌》，機遇都不是很好。直到后來得了卡佛文學獎，余華才火起來。他是國外先火，才火到國內的。”

評余華《活著》

充分的人道主義——保全生命

2000年前后，有人批評余華的《活著》，說主人公福貴人生中的親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只有他茍活著，那是阿Q精神，是沒有意義地活著。“我覺得這種批評是不對的，我就認認真真在2003年寫了一篇文章，表達我對《活著》的看法，我是期望有人反駁我的觀點的，但是我沒有等到。”在學校，王達敏為了說服同事和自己帶的研究生，他繼續一篇接一篇地寫余華，結果寫著寫著，一本書就在向他招手，這便是《余華論》的由來。“福貴活得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是不是茍活，依然沒有定論。余華的力道偏一點點，就兩說了，以余華的年紀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了不起了。其實當時很多批評都是啟蒙的觀點，覺得遇到困難和危難的時候，人要站起來反抗，但我覺得要給人留下生存空間。”

“余華的作品，放在文學史上、放在世界文學史上來看，意義就凸顯出來。文藝復興之后，神的地位越來越低，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工業革命，人的地位達到頂峰了，覺得人能征服一切。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人類，有現代派作品、存在主義哲學，這是一條線。還有一條線，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幾千萬人死亡，之后對人的尊重得到改善了。”王達敏覺得，余華的《活著》就是在說底層百姓面對苦難和死亡，如何保全自己。“王安憶說，《活著》是寫英雄的。這本書體現了余華對生命的尊重。人在無可反抗、反抗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時候，保全生命，是充分的人道主義。——這是我批評余華作品的要義。”下這樣的結論，王達敏表示如果把眼光投到西方，自己心里是有底的，因為一連串這樣的作品擺在那里：《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和《鋼琴師》，“那種情況怎么反抗？好好活著。我認為我把余華最好的東西發掘出來了。”

評莫言作品

把人當成人來寫——不臉譜化

王達敏認為，余華自打推出《十八歲出門遠行》開始、而莫言自打《透明的紅蘿卜》和《白狗秋千架》開始就把人性打開了，“他們倆起點就不一樣。”  王達敏表示，莫言86年的《紅高粱家族》是賭氣，當時正在讀書的莫言，聽了老同志“沒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寫不了戰爭”的論斷之后，站起來講了一句話：沒有經歷過戰爭也可以寫戰爭，“他很快就寫出了《紅高粱》。這是一種顛覆。于占鰲，成了土匪又成了抗日英雄，土匪寫成好人。”隨之而來的上世紀90年代初，賈平凹有四部寫土匪的小說，蘇童也寫過土匪，《白鹿原》也寫土匪。

1995年《豐乳肥臀》源自美術欣賞課上來自母系社會時期的一尊雕塑，“哺乳的工具和繁殖的工具，那時的人對豐乳肥臀充滿了崇拜。莫言想到自己生了八個孩子的苦難母親。他用了90天時間，小說一氣呵成，一個母親不斷生育，他養育著不同派系的后代。什么是最有價值的？什么是最人類性的呢？豐乳肥臀，母親和大地是永恒的。”王達敏表示，莫言的文學觀念是這么一句話：“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把自己當罪人寫。”不能把人臉譜化，總而言之，把人當成人來寫。

評懺悔小說

《蛙》《古船》都講懺悔——沒到巔峰

在完成頗有見地的《中國當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史》之后，王達敏開始思考，之后做什么？在研究莫言的日子里，他想到要講懺悔。在王達敏看來，《蛙》是難寫的，甚至解讀都是困難的。王達敏認為，19世紀人道主義和懺悔主題的俄羅斯文學，是世界文學的巔峰，至今無法超越。“中國的《古船》 《水在時間之下》《黑駿馬》和《蛙》都是懺悔小說，懺悔是主題。我認為懺悔小說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知罪認罪，第二階段贖罪，靈魂的搏斗，第三是人性的復活。中國最好的（懺悔）小說只走到第二個階段。”

“莫言自己最喜歡的是《生死疲勞》，寫土改時期的小說還有一部張煒的《古船》，雖然沒有獲得茅盾文學獎，但陳忠實寫《白鹿原》也是受到《古船》的影響。張煒的偶像是托爾斯泰，《復活》他每年要讀兩遍。先鋒之后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方方是最好的，如果新寫實主義選出一篇小說（代表作），那就是《風景》。方方在近期小說里，對歷史的思考是相當深的。”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記者 蔣楠楠 /文  陳群/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