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下午（2017年12月29日），由新安晚本報大皖新聞客戶端徽派欄目聯合合肥市作家協會共同主辦、淝河鎮人民政府承辦的辭舊迎新文學講座，特邀著名文學評論家、安徽大學王達敏教授開講《從余華到莫言》。兩位中國當代最優秀的天才型作家，王達敏從兩位中國當代最優秀的天才型作家他們的文學起點說到文學轉折直至文學高峰，以精深的學術研究輔以趣味盎然的故事，把從先鋒到新寫實主義的脈絡梳理完整，同時發散到文學的人道主義思潮和懺悔的主題，讓聽者獲益匪淺。

我說壞事了，果不其然

“這個題目是不通的，余華和莫言是同時代的作家，差五歲，幾乎是同時出道同時成名，一南（浙江）一北（山東），余華是1983發表第一篇小說，莫言則是1981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余華成名作是1986年創作的《十八歲出門遠行》，而莫言到1985年時，很多好小說都已經出來了，包括《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王達敏教授說起自己潛心研究多年的兩位中國最好的作家，可謂如數家珍，“余華的代表作是《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如果把這兩本拿掉，那就不必談余華了。”王達敏認為，這兩本書約27萬字奠定了余華在文學界的地位，而且經典性越來越明顯，“12萬字的《活著》肯定會成為世界文學經典，余華32歲的時候代表作就出來了。”而在莫言的作品序列中，獲得諾獎主要靠《紅高粱》和《蛙》，“莫言知道一個人一輩子干不了幾件事，所以他一直盯著小說不放。莫言一直推，一直推，2017年他出了一個話劇，兩個短篇小說。”

在王達敏看來，余華和莫言都是天才型作家，但余華興趣更廣泛，95年之后余華應《讀書》主編汪暉之邀開始寫文學評論，結果寫完一篇發給汪暉，“汪暉看后說你這是中國最好的文學評論，受到鼓勵，余華就開始大量閱讀西方名家作品，每研究一個作家便寫一篇評論，寫了兩本這方面的書，一直寫到1998年左右。余華寫的音樂評論也被作家們和學術界稱好。我說壞事了，果不其然，他后來的長篇小說便寫得非常艱難。”

王達敏覺得，余華除了是才子型作家，也是領悟型的，但注意力的過度分散導致他后來《兄弟》出來之后褒貶不一，“我對這個長篇提出了批評。”王達敏介紹說，當年有朋友和余華說起自己，余華聽后肅然起敬，“說明他看過我的東西。《余華論》的反響還是不錯的。”

生存優先，而后崇高

王達敏教授以余華研究在學界著稱，但他直言，“一輩子就研究一個人，我不行，我不能押在一個作家身上。”在他看來，余華和莫言都有很好的文學天賦，“我們讀了很多書，想當作家的大有人在，但寫不出東西，只能研究。想到余華和莫言我們也會嘆氣，想想他們剛開始寫作時只有中學水平，這說明后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是有一個隱形的東西，天賦在里面。”王達敏說，余華的高考成績并不好，沒考上大學，衛生學校畢業后當了牙科醫生的余華，充其量只有初中水平。余華看到有一個人老在鎮上晃蕩，就問他是做什么的怎么不用上班？那人說他在文化館里工作，每天晃蕩，這也是他的工作。還有這么快活的工作？余華想進鎮文化館，這才開始寫作。當時國內各大刊物都是稿荒，余華投稿竟然第一篇就被發表了，“后來又寫了一篇小說給《北京文學》，北京打電話來讓他去改稿，消息傳開后縣里人驚訝無比，他就不再拔牙了，直接進了縣文化館。”

“而莫言呢，從小家里很窮，他那時候覺得一日三餐能吃到肥肉包的餃子，已經是皇帝過的日子了。他后來通過寫作也達到了這個目的。當時很多作家，希望通過文學寫作改變生存現狀，這動機一點都不崇高。但在成為作家以后再去追求崇高也是可以的。”1983年到1986年是中國先鋒小說崛起的時間，在杭州，余華朋友買到了一本小說《卡夫卡小說選》，余華看了后很吃驚——小說還可以這樣寫？他讓朋友把這本書轉讓給他，“中國的先鋒小說都是從卡夫卡開始的，余華用厚厚的《戰爭與和平》，換來了朋友手中薄薄的小冊子《卡夫卡小說選》，看后恍然大悟。于是寫了《十八歲出門遠行》，這之后余華的小說有轉變，“很多作家都轉不過來，但余華不露痕跡便轉過來了。跟現實達成和解，把人當做人來寫，他寫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其實《活著》出版時的1993年，陜西《白鹿原》《廢都》等五部小說打響全國，1995年《許三觀賣血記》又遇見《長恨歌》，機遇都不是很好。直到后來得了卡佛文學獎，余華才火起來。他是國外先火，才火到國內的。”

無可反抗的人道主義

2000年前后，謝有順等人批評余華寫的《活著》，說主人公福貴遇到人生中的親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只有他茍活著，那是阿Q精神，是沒有意義地活著。“我覺得這種批評是不對的，我就認認真真在03年寫了一篇文章，提交我對《活著》的看法，我是期望有人反駁我的觀點，但是我沒有等到。”但在學校，王達敏為了說服自己的研究生和同事，他繼續一篇接一篇地寫余華，結果寫著寫著，一本書就在向他招手，這便是《余華論》的由來。“福貴活得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是不是茍活，依然沒有定論。余華的力道偏一點點，就兩說了，以余華的年紀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了不起。其實當時很多批評都是啟蒙的觀點，覺得遇到困難和危難的時候人要站起來反抗，但我覺得要給人留下生存空間。”

“余華的作品，和同時代比，放在文學史上，放在世界眼光，放在世界文學史，意義就凸現出來。文藝復興之后，神的地位越來越低，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工業革命，人的地位達到頂峰了，覺得人能征服一切。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人類，有現代派作品，存在主義哲學，這是一條線。還有一條線，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幾千萬人死亡，之后對人的尊重開始得到改善。”王達敏覺得，余華的《活著》就是底層百姓面對苦難和死亡，如何保全自己。“王安憶說，《活著》是寫英雄的。這本書體現了余華對生命的尊重。人在無可反抗，反抗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時候，保全生命，是充分的人道主義——這是我評論余華作品的要義。”下這樣的結論，王達敏表示如果把眼光投到西方，自己心里是有底的，因為一連串這樣的作品擺在那里：《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和《鋼琴師》，“那種情況怎么反抗？好好活著。我認為我把余華最好的東西發掘出來了，批評《兄弟》已經不重要了。”

莫言把人當成人來寫

王達敏認為，從出發伊始，余華是《十八歲出門遠行》，而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和《白狗秋千架》開始就把人性打開了，“他們倆起點就不一樣。”  王達敏表示，莫言86年的《紅高粱家族》是賭氣，當時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的莫言，聽了老同志“沒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寫不了戰爭”的論斷之后，站起來講了一句話：沒有經歷過戰爭也可以寫戰爭。“他很快就寫出了《紅高粱》。這是一種顛覆。于占鰲，成了土匪又成了抗日英雄，他把土匪寫成好人。”隨之而來的90年代初，賈平凹有四部寫土匪的小說，蘇童也寫過土匪，《白鹿原》也寫土匪。

95年的《豐乳肥臀》源自美術欣賞課上來自母系社會時期的一尊雕塑，“哺乳的工具和繁殖的工具，那時的人類對豐乳肥臀充滿了崇拜。莫言想到自己生了八個孩子的苦難母親。他用90天時間把小說一氣呵成，一個母親不斷生育，她養育著不同派系的后代。什么是最有價值的？什么是最人類性的呢？豐乳肥臀，母親和大地是永恒的。”

王達敏表示，莫言的文學觀念是這么一句話：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把自己當罪人寫。“不能把人臉譜化，總而言之，把人當成人來寫。”

懺悔是個文學母題

在完成頗有見地的《中國當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史》之后，王達敏開始思考，之后做什么？在研究莫言的日子里，他想到要講懺悔，“不是從《蛙》開始的，是從巴金《懺悔錄》開始的。”在王達敏看來，《蛙》是最難寫的，甚至解讀都是困難的。王達敏認為，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人道主義和懺悔，是世界文學的巔峰，至今無法超越。“中國人缺少懺悔意識，《古船》《水在時間之下》《黑駿馬》和《蛙》都是懺悔小說，懺悔是主題。我認為懺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知罪認罪，第二階段贖罪，靈魂的搏斗，第三是人性的復活。中國最好的小說只走到第二個階段。”

“莫言自己最喜歡的是《生死疲勞》，寫土改時期的小說還有一部《古船》，雖然沒有獲得茅盾文學獎，陳忠實寫《白鹿原》就是受到《古船》的影響。張煒的偶像是托爾斯泰，《復活》他每年要讀兩遍。先鋒之后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方方是最好的，如果新寫實主義選出一篇小說，那就是《風景》。方方在近期小說里，對歷史的思考是相當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