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蘇中先生的九十歲生日。蘇老日前寫了篇長達五千字的散文“九十回眸”，回顧他自己的文學人生。小編看過，覺得這是一篇非常勵志的文章。值得向所有人推薦。徽派有幸獲得首發權。也祝愿老作家健康長壽、生日快樂。

我今年九十歲了。從第一篇習作問世算起，我從事文學工作，已有七十個年頭。七十年的文學生涯，我雖然沒留下什么值得稱道的成果和業跡，但隨著歲月的流逝，總還有一些記憶令我回眸。

我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愛文學。大約是從小學四年開始，我便吭吭哧哧地讀課外雜書。先是武俠小說，接著是歷史演義和各種說部及公案小說之類，再往后是社會言情小說（張恨水、劉云若的書讀了無數），由此又慢慢走近新文學領域，老舍、林語堂令我著迷，之后又對五四后的散文、小品、雜文有了興趣。這樣，一方面令我養成了一種愛讀文學書籍的習慣，同時又在我的潛意識中，筑起了一道文學之夢的幻境。我十六歲時，便在煤礦做井下礦工，生存境遇使我無法喚醒這個夢并追逐這個夢，直到參加革命后，組織上安排我去冀察熱遼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學習，我的文學夢才被喚醒，并用了70年的歲月追這個夢，圓這個夢。

我在魯藝學習不到一年， 1948年底，冀察熱遼魯迅藝術文學院在錦州北大營進行了大整編、大改組，我被分配到平津文工團，從建制上說，這時我就算離開魯藝了，但在情感上和習慣上我絲毫沒有離開魯藝的感覺。因為我們這個團的所有成員，從團長到炊事員，全是魯藝的人馬，大家見面還是喊老師同學，所以好像還沒離開學校一樣。

天津解放沒幾天，我們便開赴天津，在那里駐了半年，先是名為天津市軍管會第五宣傳隊，后又改為天津市委第一文工團，我們創作部除了參加演出及宣傳活動外，我兩次下廠體驗生活，一次是鐵路的津浦大廠，另一次是橡膠廠。在津浦大廠時，因組織工人座談《白毛女》觀后感，我受啟發寫了一篇評論性文章，題為《工人看了?白毛女?》，在1949年2月29日的《天津日報》上發表了，《中國解放區文藝大辭典》的解放區文藝評論目錄里收載了這篇文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寫評論性文稿，盡管它很粗淺，但對我以后的一生卻起到了決定性影響。這年的6月，我們團南下到了漢口，文工團更名為中南文工團。到武漢后，我大部分時間是下到鐵路局的江岸機廠、機務段體驗生活，現在有一句流行語言叫“掛職下放”，那時我與沈沙就是以這種身份到江岸的，職工們把我們看成是軍代表的一個成員。我們兩人在江岸地區鐵路工會參與工作，先是參加漢信段（漢口至信陽）線路大修，在總指揮部政工處屬下任一個中隊的指導員，和百十號工人一起翻修鐵道線路，初冬的乍寒，連綿的陰雨，給工作帶來很大困難，但剛獲得解放的鐵路職工，還是意氣風發地起早貪黑搶著干，苦戰了一個多月，終于勝利完工，我和沈沙因能夠吃苦耐勞地與工人一塊干，都被評上了勞動模范。此后，我主要在機廠、機務段一邊觀察和搜集創作素材，一邊輔導工人的業余演出活動，協助他們編排節目，為他們寫些小演唱之類的東西。1950年7月，我從江岸回到了文工團，沒多久駱文和海默就通知我要調到外單位。那時候沒有討價還價一說，盡管我十分舍不得離開文工團，還是一口答應服從分配，沒兩天就背起背包到新單位報到去了。從這時起，我在情感上好像才真正離開了魯藝，那時是1950年8月下旬。我去的新單位是中南文聯，具體工作任務是《長江文藝》編輯部通聯組組長。刊物主編是詩人李季，當時他正籌劃開展“長江文藝通訊員”運動，其方法是通過在中南六省一市及部隊發展《長江文藝》的通訊員，開展一項規模較大的發掘、扶植、培養工農兵文藝新軍的活動，以貫徹中南局提出的在新解放區實行“生根第一，普及第一”的文藝戰略。我調到編輯部通聯組就是具體承擔和落實這項工作的。文藝期刊的編輯，一般都是策劃、組稿、審稿、編稿、校閱等，但我們要把通聯組辦成既是期刊編輯組又類似文藝函授學校教員的雙重身份。即每位通訊員的來稿來信，都要有問必答，有來稿必提出具體意見回復，還要幫助他們制訂讀書規劃、寫作規劃以及代他們購買參考書。對他們提出的具有普遍性問題，則要請專業作家、理論家寫出深入淺出的文章，在刊物上公開回答。對重點作者、責任編輯還要定期總結其學習和創作的進展得失，并提出改進要求。李季當時給我們定的工作性質就是當通訊員的輔導員、服務員、理發員（幫助修改文稿）；還規定編輯的職責是發現和培育作者，應以“為他人作嫁衣”為榮，把個人創作放在業余時間和次要地位。在三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們前后發展了近千名通訊員，有近百人成為業余創作骨干，其中一些人，后來還成為國內文壇的知名作家。這些人的成功當然是靠他們自身的努力和天分，但與當時的《長江文藝》通訊員活動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的平臺，并且在他們初涉文壇時得到了一些輔導、啟示和鼓勵也是分不開的。我在這三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堅定了熱愛編輯事業信念，奠定了熱心扶植業余作者的終生信條。在魯藝學習時，我們主要是解決人生觀和文藝觀的認識問題，而這段編輯生涯，則是在行動上實踐這樣的人生觀和文藝觀。我自己由于在開展通訊員工作中做得盡心盡力，得到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南局直屬團委在全中南地區的通報表揚。在做好編輯工作的同時，我還發表和出版了三個劇本和一些隨筆，在政治上和業務上都獲得了良好的收獲。1952年末，我與魯藝三期同學中南文工團的黃珉女士結為夫婦，至今我們還相依相伴著。這一年大行政區建制撤消，我被調往北京全國文協（后改為作協）的《人民文學》編輯部。由于《人民文學》是全國最高層次的文學期刊，那里的從業人員許多都是名家高手，就連少數幾個年輕人也都是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又受到一定培訓（如文學講習所，中宣部干部培訓班等），惟我是學歷最低、文化底子最薄的一個，而我又被委任為評論組長，終日打交道的多是全國知名作家、學者、教授，故深感個人水平難以適應工作需求，要去進修吧，當時離不開，所以就只好下定決心，咬緊牙關通過讀書學習和實踐磨練來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各種學識。我幾乎把全部業余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上，每周還要抽出兩晚進政治夜校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其他如中外古今經典名著、歷史、思想史、文學史、批評史、美學、文藝學以及雜七雜八的知識性閑書、野史、趣聞異事等等，我都拼命往肚里塞，甚至不管讀懂讀不懂，都先囫圇吞棗咽下去再說（有的至今尚未消化），再加上我青少年時積累下的民間文學、戲曲文學、曲藝文學、通俗小說的底子，幾年功夫，我好歹也算讀罷了一個大學文科教師應讀過的東西，總算基本上掌握了文學以及與文學有關的學識，算是雖無學歷但有了學力了。幾年間在知識海洋里的暢游，不僅填補了我的知識欠缺，更重要的是豐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加深了我對文學事業的摯愛。如果說在《長江文藝》時，主要是培育起熱愛編輯事業的話，《人民文學》這段時間則是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合格的、稱職的編輯。在我主持的評論欄目中，肯于大膽地推出文藝評論界的新生力量，支持了不少新生代評論家的初生和成長，并陸續推出一批思想性、學術性很強的論文、隨筆，在文壇發生較大影響。與此同時，我結合工作實際，對于當時文壇面臨的一些創作上或理論上的問題，也進行了自己的思想與研究，不時地寫出一些理論批評文章，在《文藝報》、《人民文學》、《文藝學習》、《光明日報》等多種報刊上發表，談論自己的觀感與認識，久而久之，我也就成了文學評論隊伍中的一個成員了。1956年12月，我被批準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時年二十九歲。

《人民文學》編輯部是我的最高學府，那里的前輩和同事，如邵荃麟、嚴文井、何其芳、秦兆陽、陳涌、李清泉、陳白塵、呂劍、唐祈等等，都是我的老師和學長，他們對事業的執著，他們的人品和文品，他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淵博學識，給了我永生的享用。

1958年我由作協下放至河北省涿鹿縣雙樹村勞動鍛煉一年，回京后與張葆莘等合作寫了一部文學體的《麥田公社史》，先在《收獲》雜志上發表，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書因是我國第一部文學體的公社史，當時又在倡導此類報告文學，故影響較大，我寫的卷首開篇《麥田公社巡禮》，曾被北京市十年一貫制中學選為語文課本。

1959年3月我被調往安徽，在安徽文聯的《安徽文學》編輯部擔任評論組長。1957年反右派時，省文聯原來的領導和業務骨干被所謂擴大化擴進去了不少，從外面調進來的幾個人本來為著充實人力，誰知這年的反右傾運動，又把新來的不少人狠狠掃了一下。如女作家菡子被批斗之后下放農場去開拖拉機，另一位從部隊來的女同志竟在會場上被斗得休克了，女作家李納本是一位只知埋頭寫作的善良的文弱書生，僅因其與菡子關系良好也被牽扯進來洗了一次熱水澡。我因初來乍到，與當地毫無人際關連，又是以待罪之身來此地，平時只有安分守己地辛勤工作，故安然渡過這一關。隨著反右傾運動的深化，加上大躍進“五風”留下的致命的后遺癥，安徽全省都進入了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在鄉間餓殍遍野，在城市也是家家食不果腹，文藝界自然也是在災難中苦苦掙扎，直到經歷了十年動亂結束，才在新時期緩過氣來。

“四人幫”覆滅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文藝界的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我是個專業的文藝理論工作者，文革中深受“四人幫”迫害，此時理所當然地要把撥亂反正當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把它當作個人事業的重中之重。這時，我依托《安徽文學》為陣地，組織一批有實力的中青年理論家，對“四人幫”推行的反動文藝政策、文藝理論、文藝創作進行了深入地有系統地揭露與批判，我們采取了普遍揭、逐個批、重點打、破中立的方法，將被“四人幫”破壞了的、顛倒了的、扭曲了的有關方針、政策和理論，進行了有理、有據、有力的清理和撥正，并在批判中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的正面建樹。這一做法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和文化形勢的需要，適應廣大群眾的需要，且做得有聲有色，使我們的刊物和我省文藝理論界，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較大影響，國內外的訪問者接連而至。當時我雖已年逢半百，但由于重新獲得二度青春，所以精力特別旺盛，精神特別振奮，兩年多的時間內我先后組織和參與了近百次理論研討會，發表了幾十萬字的理論批評文章，有的篇章被譽為全國當時第一個爭鳴聲音，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顯示了片刻輝煌。我決不是夸耀個人有什么作為，我是借此由衷地謳歌粉碎“四人幫”即是偉大的歷史壯舉，是改變歷史、推進歷史的大轉折，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次新的解放，使我的理想、信念和對事業的追求，都有了新的飛躍。新時期使我煥發了青春，新時期也給了我展示自己和奉獻社會的機遇。魯藝打的基礎，文工團和《長江文藝》的磨練，《人民文學》的充電，在這陣子都發揮了良好的效能，無論是工作或是寫作，好像總有使不完的勁兒。這樣，我便在忙忙碌碌，高高興興的歲月中走進了晚年。在此期間，我先后擔任過期刊編輯部、理論研究室和省文聯的領導工作，出席過全國第四、五、六次文代大會，并被選為中國文聯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93年我離休了，步入了六十六歲高齡的老人期。

在文藝界混了一輩子，心總是離不開文藝界的。所謂離休，也就是離開了職務和崗位，心里想的事，手里干的活，大都還是自己所關愛的那些事。由于身體健康，耳不聾，眼不花，腦不衰，牙不掉，還吃嘛嘛香，所以就還得干點事以渡時光。寫稿、編書、出席學術研討會，給研究生上上課，給文壇新秀們講點我的想法，為新人新作寫點鼓吹性文字，當然也找老友喝喝酒，打打牌，吹吹牛，抬抬杠，日子過得也算平淡而又充實。由于我能在晚年持久地積極參與思想文化界各種活動，2002年我榮獲了省宣傳系統的晚霞獎，同年還當選了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在這幾年里，除了主編《文藝百家》理論刊物外，還主持了《大時代呼喚大散文》、《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觀察與思考》等七次《安徽文藝論壇》及作品研討會等理論批評活動。

一晃間，我已渡過了二十多年的離休生活，我為自己總結了一下這段生活的特征，叫“四閑”和“四動”。“四閑”是：讀休閑書籍以養性，寫休閑隨筆以寄情，打休閑麻將以自娛，飲休閑美酒以自醉；“四動”是：清晨動腿買菜，午間動手烹調，靜坐動腦思考，得暇動筆抒懷。悠哉，游哉！

2002是我和黃珉女士結婚五十周年的日子，我們和和美美地渡過了半個世紀，其間不論我的處境有何等變化，她始終如一地陪伴著我，無怨無悔，榮辱不驚，含辛茹苦地把四個子女撫養成人，我感謝她給了我一個幸福的家，安定的家。為此，在紀念金婚的日子，我們拍了紀念照，辦了金婚典筵，還應邀到電視臺做了半個多小時的節目，共同講述我們從魯藝到今天的生活道路。這一年春秋兩季我們還同赴福建、浙江等地暢游南國風光，享用社會和人民賞賜給我們的清福。在此，我們兩人共同祝福文藝界前輩和共同成長、共同工作的朋友們健康、長壽、快樂，祝福我們的所有的同學晚年幸福，我們在合肥恭候大家到安徽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