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獻是很多重癥患者最后的希望。《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以下簡稱《條例》）12月4日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連日來這則消息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條例》有哪些亮點？將對我國器官捐獻工作產生哪些影響？記者近日采訪了多名長期在基層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工作的協調員。有協調員表示，《條例》出臺是我國器官捐獻和移植事業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凸顯器官捐獻的重要性，強化對器官捐獻的褒揚和引導，《條例》的新規讓器官捐獻協調員在今后開展工作時有了明確依據，今后器官捐獻有望成為新風尚。

“捐獻”二字價值千金

協調員開展工作更有“底氣”

2007年，我國出臺《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同年高敏成為國內首名器官捐獻協調員。十多年來，經她協調成功的遺體捐獻有600多例，器官捐獻400多例。高敏介紹，截至今年12月9日，全國累計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人數超過650萬人，但即便如此，器官供體仍供不應求。據估計，我國每年約有30萬器官衰竭患者需要進行器官移植。

在高敏的器官捐獻協調員生涯中，最為緊缺的器官是腎臟。“因為腎病患者有年輕化趨勢，很多人到了腎病晚期必須通過腎移植才能獲得生存；在臨床上，腎移植手術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對患者來說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腎源。”在十多年的協調經歷中，高敏不止一次見到患者因為沒有等到供體而離世的案例。

對于近日公布的新修改《條例》中的亮點，高敏感到十分振奮。“《條例》的出臺，是我國器官捐獻和移植事業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增加‘捐獻’二字，可以說價值千金。”她介紹，2007年出臺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體系，但還沒有體現出國家層面鼓勵器官捐獻的政策導向；而實際上，器官捐獻是挽救垂危生命的高尚事業，很多國家都是鼓勵器官捐獻的。比如，新加坡發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法令》規定，所有21歲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在去世后默認捐出人體器官，除非生前已退出器官捐獻計劃。“英國幾年前也采取了類似新加坡的‘選擇退出’制度。但如果在生前因各種原因退出器官捐獻計劃，則當自己以后有器官捐獻需求時，也不能要求別人提供供體。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概念。”高敏表示，新修改后的《條例》進一步凸顯器官捐獻的重要性，也體現了倡導器官捐獻的導向，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高敏告訴記者，起初她在和患者家屬講器官捐獻時都是“偷偷摸摸”的，因為之前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并沒有“捐獻”二字，所以她在協調器官捐贈時難免有些“底氣不足”。“有了《條例》中的新規，我今后在做器官捐獻協調時就更加有底氣了。”

器官捐獻者家屬可“優先排序”

今后器官捐獻將逐步成為新風尚

高敏介紹，這次發布的《條例》中的另一個新亮點是強化對器官捐獻的褒揚和引導。“加強宣傳教育和知識普及，培育有利于器官捐獻的社會風尚；鼓勵捐獻遺體器官，開展遺體器官捐獻人緬懷紀念活動；規定患者的配偶、直系血親等親屬曾經捐獻遺體器官的，申請器官移植手術時，同等條件下優先排序。”

高敏說，過去在器官捐獻過程中，實際上一直有一些約定俗成的“優先”，包括兒童優先、年輕者優先、病重者優先，配型成功者優先，入庫排隊者優先以及捐獻者親屬優先等。“過去對于器官捐獻者的褒揚和優先雖然存在，但沒有以國家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所以，我們在做器官捐獻協調時也不好拿這一條作為理由來勸導患者和家屬。而如今，《條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規定了患者的配偶、直系血親等親屬曾經捐獻遺體器官的，申請器官移植手術時同等條件下可以優先排序，這對于提升公眾器官捐獻的積極性是一個極大的促進。對我們協調員來說，有了這一條法律規定，我們以后跟家屬做器官捐獻動員時就更有說服力了。”高敏說。

高敏表示，從世界范圍看，“器官捐獻者配偶、親屬優先”都是一個通行的做法，此次《條例》的修改也算是與世界接軌。“就像無償獻血的激勵政策一樣，很多地方的無償獻血規定中都有獻血者本人及其配偶、親屬在今后可以優先用血的相關規定。比如《廣州市獻血管理規定》中就有‘無償獻血者本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親屬優先用血’的規定，提出在保證急救用血的前提下，優先安排無償獻血者的臨床用血和等量優先安排無償獻血者配偶或其直系親屬的臨床用血。”高敏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育，今后器官捐獻將會逐步在社會中成為一種新風尚，會有越來越多群眾加入到自愿捐獻器官的隊伍中來。

作為我國首名器官捐獻協調員，過去十多年高敏曾多次向有關部門提議給予器官捐獻者家屬優先排序。“等了十多年，終于等來了這一天。”

完善遺體器官分配流程

杜絕人為干預 保障科學公平分配

高敏表示，因為供不應求，如何保障移植器官的公平分配廣受關注，而《條例》的第三個亮點是增強了人體器官捐獻流程和分配過程的透明性。根據《條例》，公民選擇捐獻器官后，醫療機構獲取人體器官前需經過人體器官倫理委員會審查；同時，完善遺體器官分配制度，遺體器官分配系統嚴格遵循器官分配政策，以患者病情緊急程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國際公認的客觀醫學指標對患者進行排序，并由計算機自動分配器官。遵循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通過國家衛生健康委建立的分配系統統一分配，要求醫療機構在系統中如實錄入相關醫學數據，執行系統分配結果。要求國家衛生健康委定期公布遺體器官捐獻和分配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在高敏看來，由系統自動匹配器官捐獻或移植接受者，杜絕人為干預，保障了分配的科學、公平、公正。“這是對包括醫療機構和醫務工作人員在內的器官捐獻和移植各參與主體的剛性約束，有助于規范器官分配，杜絕了在器官分配中弄虛作假的可能性，對增強民眾對器官捐贈的參與度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深圳市器官捐獻協調志愿者高正榮也對此次《條例》修改中增加“捐獻”二字感到振奮不已。他說，《條例》針對過去民眾對人體器官捐獻不了解、對人體器官捐獻途徑不明晰、對器官捐獻者的褒揚缺位等問題進行了針對性調整，增強了人體器官捐獻宣傳教育和知識普及，明晰了人體器官捐獻路徑以及權益保障。“這將極大增加捐獻者及家屬對于器官捐獻的安全感和榮譽感，今后廣大群眾對人體器官捐獻的參與意愿客觀上會增加，也有助于消除對器官捐獻過程中一些情況的疑慮，長遠來看有助于緩解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

加大器官捐獻宣傳力度

“讓遺憾再少一些”

在高敏擔任器官捐獻協調員十多年的經歷中，她發現很多時候患者家屬有捐贈器官的意愿，但由于對相關器官捐獻政策不了解等原因而導致錯失了器官捐獻良機；還有一種情況則是，患者本人有強烈的捐獻器官或遺體意愿，但最終因為家庭成員的反對而導致捐獻失敗。這兩種情況都讓人惋惜。“比如心臟移植，患者心臟一旦停止跳動，必須在很短時間內馬上進行手術，家屬若猶豫太長時間就會錯過移植時機，另一條生命可能就因此無法得到挽救。我們不能再因為患者家屬對器官捐獻政策的不了解而導致錯失良機。這種遺憾以后要盡量減少。”高敏說。

幾年前的一個案例讓高敏印象深刻。一位50多歲的農村婦女因為一場意外交通事故而昏迷不醒，進入腦死亡狀態，靠呼吸機和藥物維持生命，已沒有清醒過來的可能。經過檢查，患者的其他生命體征尚可，適合做器官捐獻，其丈夫和女兒也全力支持捐獻。正當高敏為家屬的義舉感動萬分時，卻發生了意外狀況：在協商捐獻過程中，患者所在醫院不具備進行器官捐獻手術的條件，不得已之下醫生只能和家屬協商準備轉院，但患者在轉院的運送途中就停止了心跳。“我記得那時是凌晨四五點，家屬趴在手術車上流淚，請求醫生搶救自己的母親以完成捐獻，但為時已晚。這位女性的家屬因為錯失一次捐獻器官救人機會而感到遺憾，我心里也很難過。”

高敏感嘆道，一次捐獻失敗，意味著另外一個等待器官救助的人可能失去生命。“這種遺憾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對于高敏遇到的這種器官捐獻中的“遺憾”，高正榮也遇到過。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志愿者，他最怕的不是被家屬誤解，而是家屬一開始承諾捐獻患者器官，但最后卻因為各種原因變卦了。他曾遇到一個案例，一位年輕女孩因為車禍成了腦死亡，女孩的母親一開始捐獻器官的意愿很強烈，但后來女孩的親戚們在過來見女孩最后一面時卻堅決反對捐獻器官，女孩的母親迫于家人的壓力，最后放棄捐獻女孩的器官，但過后這位母親又后悔不已。“女孩的母親因為錯失一次救人的機會而感到遺憾。她跟我說，早知如此還不如把女兒的器官捐出來救人，這樣起碼女兒的‘生命’還能在其他人身上得到延續。”

高正榮表示，隨著《條例》的出臺與實行，各方要加大力度宣傳遺體和器官捐獻，弘揚人間大愛善行，讓這樣的遺憾再少一些。

據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