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圍內的衰落似乎已成定局，至少在主流觀察家眼中是這樣的。

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為例，每隔數月，職司關注高等教育的美國媒體《高等教育紀事報》（Higher Education Chronicle）就會撰文討論該話題。偶爾《紐約時報》等主流報刊也會刊載學者對高等教育作出的預言。近年來的美國大學關門潮更是為這一話題注入新的動力。據報道，自2020年3月以來，至少47所美國大學宣布關閉或合并。自2016年以來，這一數字是91所。哈佛商學院教授，著名的《創新者的兩難》一書作者克萊頓·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2013年預測，在未來數十年間會有至少一半的大學面臨破產危機。

克里斯滕森的立論基于簡單的商業邏輯判斷。若將大學視為需自行負擔運營成本的機構，那其必須實行盈虧平衡，但目前許多大學已經無法做到這一點。根據美國教育部數據，2019-2020學年全美高等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收入為7450億美元，開支則為7190億美元，僅能堪堪維持行業整體平衡。若考慮不同大學間的懸殊差距——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同一學年的收入可以達到345億美元——許多聲名不彰的學校事實上已經陷入困境。

未來則更不容樂觀。正如那些觀察家指出的那樣，未來數十年美國高中生畢業人數減少，大學生源規模降低，隨之而來的是學費收入以及政府補貼減少，目前的盈虧平衡將更加難以維持。

縮減的生源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美國每年的出生人口正在緩慢下滑，自2010年的接近400萬人，減少至2021年的360萬人。美國教育部也同樣預測高中畢業生的數量將在2024-2025學年達到高峰，此后就將開始緩慢回落。由于美國年輕人擁有高中學歷的比例高達94%，高中教育基本已經全面普及，美國大學面對的學生群體正在縮減。

雪上加霜的是，過去十年間美國大學整體入學率甚至在逐步下滑。同樣來自美國教育部的數據，美國18至24歲人群的整體大學入學率自2010年的41%下降至2021年的38%。其中亞裔與白人大約下降了5個百分點，非洲裔美國人的入學率也有所下降。男性大學入學率下滑幅度也要高于女性。也就是說，不僅高中畢業生整體人數下降，他們的大學入學意愿也相應降低。

分析指出，這與目前美國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的意愿有關。美國教育部統計大學入學率時，將兩年制的社區大學，與四年制的大學合并統計，兩者的整體入學率分別在10%和30%左右。然而，社區大學的價值并不為太多人所認可。許多高中畢業生也時常糾結于是直接工作，還是選擇在社區大學就讀。在2020年前后，美國經濟緩慢復蘇，誕生了大量對中低端勞工的需求。這部分是由于近兩任美國總統將制造業遷回美國的努力，也因為新冠疫情影響，服務業勞動力缺口增大。隨著這些崗位的時薪增加，他們也吸引了更多高中畢業生直接就業，放棄就讀社區大學。

與此同時，四年制美國大學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也成為美國人選擇大學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自2010年到 2021年，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后，美國四年制大學學費上漲約10%。自1963年以來，美國四年制大學的學習成本更是增加至原先的23倍之多。盡管從長遠來看，高等教育能為學生帶來更高收入，但并非所有專業都是如此。計算機、法律、醫學、金融這些在美國十分強勢的專業或許能讓畢業生在數年后迅速獲得穩固的中產階級地位，但歷史、英語、哲學等人文學科卻并非如此。數據網站的測算指出，在此后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藝術史專業畢業生通過學位獲得的投資回報率為-21.4%。教育學和人文通識專業則為-7%左右。僅就經濟回報來看，讀這些專業還不如不讀。

這些都改變了許多綜合性大學的生態。自2012年到2021年，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人文學科學生數量減少了46%，波士頓大學42%，塔夫茨大學50%。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的部分校區考慮徹底裁撤所有的人文學科專業。收縮的學校規模，與越來越少的生源一道，成為了大學整體性衰落的又一個注腳。

擴招的大學

然而，如何理解由于人口減少而帶來的高等教育危機，實際上仍取決于觀察者采用的參照系。若以2000年前后高等教育的“鼎盛”為坐標，自然會得出如今大學陷入困境的結論，但若以1945年為坐標，同樣也可以將現狀理解為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泡沫之后，高等教育開始重新尋找供求平衡的調整期。

1944年到1945年間，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開始考慮士兵復員問題。數以百萬計的成年男性重回國土，將對美國社會形成巨大沖擊。羅斯福并不想重蹈數十年前的覆轍。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老兵們帶來了混亂以及不容情面的軍隊作風。他們攻擊一切他們認為不妥的事物，尤其是在俄國革命成功之后似乎就要蔓延全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戰后的頭幾年里，全美的諸多騷亂，大多是因為士兵成群圍攻他們所認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

到1930年代，大蕭條更是沉重打擊了始終無法在故國找到工作的老兵，讓他們陷入赤貧。1924年美國政府通過的老兵撫恤法案中承諾的補助款也從未到位。1932年5月開始 ，2.5萬名一戰老兵在華盛頓舉行長時間的游行，一度迫使胡佛總統關閉白宮，取消一切行程。最終，政府將老兵們渲染為共產黨人，并動用軍警暴力驅散，才將持續了整個夏天的騷亂平息下去。

羅斯福不愿看到這一切在1940年代的美國重演。于是他和民主黨人一同制定了完整的退伍軍人安置方案，即1944年《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經過此后的一系列修訂，美國政府決定為愿意接受大學教育的退伍軍人提供每月500美元的補貼，基本可以覆蓋學費和生活費。

此后的1946年到1949年，平均每年有100萬名退伍軍人進入大學學習。相較之下，在戰前每年的大學入學人數也不過只有140萬人。為了能夠接納這些老兵，許多大學不得不大幅擴張規模，以容納數量翻番的學生。老兵們徹底改變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性質。如果說戰前的美國高等教育還被認為是社會精英獨享的機制，那么隨著越來越多的老兵大學生出現，它向美國人普及了這樣一種觀念——高等教育應該是平等的、普惠的、人人均可以享有的。

此后，美國很快進入經濟繁榮期。二戰后的嬰兒潮一代也隨之出現。人口快速增加，再加上高等教育普及的理念，為此后數十年間的美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打下了基礎。如今每年有超過150萬人進入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讀書。幾乎所有人都擁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這事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教育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在這個意義上，如今大學面臨的招生困難，在更廣義的層面上或許也可以被理解為，高等教育終于擴張到了第一次出現供大于求的狀況。它暗示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權利，得到了全面普及，但同時它也意味著大學刻意一味追求擴張，而無需顧慮擴張帶來的運營成本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

大學的內涵

在高等教育普及過程中，其內涵也發生了諸多變化。這或許是如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危機的另一面。

當代高等教育體制被認為是起源于中世紀，上承古希臘時期的講學機構功能。按照城市史家劉易斯·芒福德的觀點，大學起源于城市，并承擔了文化貯存、傳播交流、創造發展的功能。“大學脫離直接的社會責任，通過師徒之間的直接交往，對文化遺產重新嚴格評價、并繼承和創新。”大學因而具有一種獨立性，脫離市場、城市、政治而存在。

然而隨著過去千年中，民族國家成為主流政治形態，政治對社會各方面的掌控力都日益加強，高等教育的獨立性也被逐漸削弱，進而在各個方面成為了社會整體結構的一部分，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在高度集中的蘇聯，國家整體規劃和調控高等教育。一方面，蘇聯高等教育向工農出身學生傾斜，反映了其背后的社會階級意識形態要求。另一方面，其對工程和理工學科的強調，也反映了蘇聯國家的利益需求。蘇聯領導人希望通過大學的知識與技能，讓蘇聯快速工業化，來保障國家實力，以應對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形勢。

在美國，國家雖然無法以強制性政令實行管控，但強大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樣會讓國家利益滲透其中。著名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自傳《椰殼碗外的人生》中寫道：“區域研究在戰后美國的出現，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新霸權地位。政府開始把大量財政和其他資源投入到對西歐之外國家的當代政治和經濟的研究中，對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和藝術研究的投入則要少得多。隨著冷戰大幕的開啟，對于政策研究的興趣日漸濃厚，尤其是關于依然被理解為世界共產主義的或真實或想象的威脅。在這一輪學術擴張中，驅動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

當政府資金撤出之后，這些學科建制很快陷入困境。1971年美國教育部對亞洲研究的資金從720萬美元削減到320萬美元，許多從事這些學科研究的學者迅速指出，這將會讓這些學科的未來處于關鍵的“道路交叉口”上。他們擔憂缺少政府資金支持，會讓一些學院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如同羅斯福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所顯示的那樣，政府可以通過資金支持，實現高等教育的擴張或收縮，從而為退伍軍人安置，乃至更廣義上的嬰兒潮人口安置提供幫助。換句話說，在高等教育成為普惠性權利的背后，也有著美國政府對于短期內巨量人口增長可能會帶來的社會動蕩的擔憂。將人口更多安置在大學之中，延長他們的受教育年限，就可以為經濟擴張爭取更多的窗口時間，創造能夠容納這些人口的工作崗位。這一點在許多后發國家的歷史進程中都能找到相似的例子。

美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如今美國公立大學40%的收入來自于政府撥款，相當于政府資金為每一名全職學生提供了2.1萬美元的補助。在私立非營利大學，每位全職學生為學校帶來的補助也高達1.1萬美元。通過這些資金，政府在大學的運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

芒福德贊揚的大學獨立性漸漸喪失。在高等教育越來越多與社會綁定在一起之后，大學也因此更多反映了社會整體結構的面貌，而非在19世紀及以前的精英、貴族責任。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當今社會是一個以金錢為主要衡量指標的社會，“投資回報率”也隨之成為了人們就讀大學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能夠獲得較高經濟回報的專業得到青睞，傳統意義上大學中理應強勢的人文學科變得邊緣。

同時，高等教育也參與到了社會現實的復現和再生產之中。自1980年代以來，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業成為收入最豐厚的行業之一。研究者隨即發現，華爾街也同時形成了以常春藤名校為基礎的招聘文化。人類學者何柔宛在研究了華爾街的日常生活之后，援引受訪者的話，“如果你去了哈佛、耶魯、或者普林斯頓，那么只有兩種職業路徑可供選擇：投行和咨詢”。何柔宛認為常春藤大學和華爾街形成了奇特的聯盟，“不只是大多數銀行家來自于少數幾個精英學校，而且大多數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認為，從普林斯頓畢業后唯一合適的生活方向首先是投資銀行，其次是管理咨詢。”

這也促成了當下美國高等教育的馬太效應，越來越多的學生涌向最負盛名的幾所大學。紐約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近年來的錄取率都創下歷史新低。在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它構成了廣泛的社會焦慮，也讓美國高校招生成為社會矛盾焦點。2019年，威廉·里克·辛格被控賄賂大學招生人員，引發美國震動。亞裔家長挑戰哈佛大學招生規則，也說明對名校的渴望已經成為近乎事關生死的要事。

正是在這些壓力之下，大學的定位變得模糊不清，它是應該更多承擔中世紀那種傳承知識的責任，還是成為調控社會問題的緩沖期，又或者是如克里斯滕森所觀察到的那種以盈虧平衡為目的的市場機構。這些混雜不清的職責中，有學者提出了“多維大學”（Multiversity）的概念，它承擔的功能太多，以至于“大學中的一部分，與其另一部分發生沖突。”

于是，高等教育所有表面上的危機都指向這樣一個開放性問題——當下的社會究竟需要多少大學，以及這些大學應該在社會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據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