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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檢察日報長期控制、利用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毆打、虐待并殘害未成年人致死，前不久，四川省檢察機關辦理的這起王某等人故意傷害等犯罪二審抗訴案入選最高檢發布的第四十五批指導性案例。這起案件本身并不是很復雜，但從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到判處死刑，被告人王某的命運發生了巨大轉變。判決背后到底有著怎樣的故事？

“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最高刑可以判處死刑。本案中，王某用暴力手段毆打致未成年人死亡，屬于罪行極其嚴重，應當依法適用死刑。”8月2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白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收到這起案件的判決書時，我作為案件承辦人，認為對王某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罪責刑不相適應，應該提出抗訴。后來我院經過研究，對該案提出抗訴，最終獲法院改判。”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強化對司法活動的制約監督，促進司法公正”。《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要求，“綜合運用抗訴、糾正意見、檢察建議等監督手段，及時糾正定罪量刑明顯不當、審判程序嚴重違法等問題”。四川省檢察機關辦理的這起案件，就是貫徹落實上述要求，全面、準確履行刑事審判監督職責的最好體現。

“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生命線，是人民群眾感知法治建設的一把尺子。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全面、準確履行刑事審判監督職責，是保障人民群眾安全感，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途徑。”全國人大代表胡中輝認為，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推動辦案質量、效率與公平正義有機統一，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是法律監督的應有之義。

為了百元海洛因

媽媽將倆兒子“當”給了毒販

2019年1月23日上午10點左右，攀枝花市的一家醫院接到了一個急救電話，打電話的人稱自己的孩子在家中遭遇了意外。急救醫生立即趕往現場，經對孩子進行初步搶救后，判斷孩子已經死亡。看到孩子身上有大面積的淤青傷痕，醫生選擇了報警。警方當天對此立案偵查，一個小時后，王某到派出所說明情況，他自稱是死者安某甲的父親，對于孩子身上的傷痕，他解釋說是“孩子前一天在外面打架受的傷”，并交代了自己販毒的犯罪事實。公安機關對王某進行排查，在其車上發現了毒品，并順藤摸瓜抓獲了王某的兩個馬仔龍某和王某湘。

隨著進一步的偵查，以王某為首的惡勢力販毒團伙全部被抓獲歸案，安某甲的離奇死亡也被查清。

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王某為牟取非法利益，組織龍某、王某湘、米某華在攀枝花市零包販賣海洛因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內吸毒。2018年夏，為掩蓋犯罪事實，王某對吸毒人員吉某說可以送給她貨值100元的海洛因，但有一個條件——把她的兩個兒子安某甲和安某乙送給他“收養”，吉某同意了。此后，王某控制、脅迫安某甲和安某乙幫助其販毒，還對二人長期毆打、虐待。

自2018年8月起，王某在其租住房內，多次強迫安某乙吸食海洛因等毒品（經檢測，在安某乙頭發樣本中檢出嗎啡和甲基苯丙胺等成分，安某乙左側外耳廓因被王某等人毆打未及時醫治而出現明顯畸形）。2018年11月以來，王某安排龍某帶領8歲的安某乙在攀枝花市東區華山一帶販賣毒品，他則帶領11歲的安某甲購買毒品后進行零星販毒。為了控制安某甲和安某乙，王某等人還準備了塑料管、電擊棍等工具。

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從龍某處得知安某甲將團伙販毒情況告知其母吉某后，不顧王某湘勸阻，伙同龍某在租住房內用煙頭燙，用塑料管、電擊棍等工具毆打、電擊安某甲，并強迫安某乙毆打安某甲，還指使龍某逼迫安某甲吸毒。23日上午，安某甲死亡。經法醫鑒定，安某甲是因全身大面積皮膚及軟組織挫傷、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創傷性休克、急性吸食海洛因中毒造成的死亡。案發后，王某親屬與吉某達成賠償協議，并由吉某出具諒解書。

2019年11月14日，攀枝花市檢察院提起公訴，指控王某犯故意傷害罪、販賣毒品罪、強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且王某等人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2020年5月29日，攀枝花市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以王某為首的惡勢力犯罪集團，多次實施販賣毒品、故意傷害、容留他人吸毒、強迫他人吸毒犯罪活動，應依法從嚴懲處，特別是王某在故意傷害犯罪中，手段殘忍、情節惡劣，本應嚴懲，但考慮其賠償了被害方部分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5萬元；以強迫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2萬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1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8萬元，并限制減刑。對另3名被告人分別以故意傷害罪、販賣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至無期徒刑不等的刑罰。

親歷性審查

感受孩子的暗黑歲月

攀枝花市檢察院收到該案的判決書后，依法審查了該案的判決結果，認為一審法院對王某故意傷害罪的量刑畸輕，應該提出抗訴。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檢察院以一審判決對王某量刑畸輕為由，向四川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并報請四川省檢察院支持抗訴。同日，被告人王某、龍某、米某華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

2020年6月15日，四川省檢察院成立了以時任檢察長馮鍵為組長的專案組。專案組經研判分析后認為一審判決確有錯誤，8月21日，四川省檢察院支持抗訴。

四川省檢察院時任檢察長馮鍵（右二）作為檢察員出庭支持抗訴。

“司法實踐中，對死緩案件提出死刑立即執行的抗訴非常慎重。該案社會影響惡劣，一審判決量刑確屬錯誤，且我們有必要通過抗訴的監督手段來糾正這個錯誤的判決，回應公眾關切。”四川省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王小蘭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介紹說，“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判決死刑一般較故意殺人更為慎重，但王某作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長期控制、利用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毆打、虐待并殘害未成年人致死的行為，屬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依法應當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王小蘭回憶辦案經過時說：“當時我們親歷性審查該案的在案證據，到案發現場復勘，去感受王某等人的行為對于一個孩子、一個普通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

2020年6月27日，專案組與公安機關進行座談，詳細了解該案的偵查過程及在案證據取得的相關情況，并請法醫就被害人的尸檢報告進行詳細解讀。據辦案檢察官介紹，被害人身上的傷不是一次性造成的，“他滿身的新傷疊舊傷，除了棍棒的條狀毆打傷，四肢等部位有較多的電擊傷，面頰、手上還有圓形的燙傷，這說明被害人長期處于被毆打虐待的狀態”。

那案發當晚的毆打達到了什么樣的強度？辦案檢察官決定復勘案發現場，通過現場痕跡、物證來判斷一審在案證據是否客觀真實以及孩子的日常生活狀況，并建議偵查人員通過偵查實驗回溯案發當晚被告人暴力毆打的工具、位置和強度。

2020年6月底，辦案檢察官到達現場后，發現案發現場基本保持原貌，通過現場房間布局、桌椅板凳的擺放、垃圾桶的位置、床上及窗簾上的血跡、衣柜上的痕跡等與在案現勘筆錄、言詞證據進行比對，來判斷同案犯供述是否真實。

通過偵查實驗，確定案發當晚9點至次日凌晨3點周邊鄰居們確實聽得到毆打聲，但他們說未聽到孩子的哭喊聲。這是為何？根據同案犯及被害人弟弟的證言，證實王某在毆打孩子時不允許孩子發出聲音，如果發出聲音，就會被打得更重。

同樣都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案件，行為人致人死亡的方式、持續的時長、使用暴力的過程或強度等等都會有所不同。本案中，王某長期毆打、虐待被害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販毒，甚至強迫未成年人吸毒，其行為嚴重損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希娟認為，根據2020年3月“兩高兩部”出臺的《關于依法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的意見》規定，王某的犯罪性質惡劣、犯罪手段殘忍，對其應當依法從嚴懲處。

附不合理條件的賠償

賠償諒解情節是否足以影響量刑

賠償諒解是刑事案件常見的酌定從輕處罰情節，是評價被告人認罪悔罪態度和人身危險性的因素之一。該案案發后，王某親屬與吉某達成賠償協議，約定賠償10萬元，先行支付5萬元并由吉某出具諒解書，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9年12月5日，吉某在其家人收到5萬元后出具了諒解書。賠償諒解情節是否足以影響量刑？

辦案檢察官對賠償協議進行了實質性核查。經過走訪發現，賠償諒解協議書確實是雙方真實自愿的意思表示，但賠償款的支付是有條件的，比如被害人親屬出具諒解書、法院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兩年后才支付余款等。“被告人的認罪悔罪態度不真誠。”據辦案檢察官介紹，“從寬處理要以當事人認罪為前提，其到案后認罪悔罪態度不好，會影響從寬處理的把握。”

此外，從被害人家屬來看，出具諒解書的主體是吉某，而她是一個吸毒人員，后期已經發展為一名以販養吸的販毒人員。2018年夏，她為了獲得100元的海洛因就將自己兩個兒子的撫養權“當”給了毒販王某，且她常在王某處買毒品或者蹭吸毒品，因此經常能在王某處看到自己的兩個孩子，對孩子受傷的事情非常清楚，卻一直不聞不問。“這樣的母親出具的諒解書對量刑的影響，我們認為在把握和適用的標準上應該更加嚴格。本案中的賠償諒解不能作為從寬處罰的依據。”辦案檢察官介紹說，他們在核實諒解書真實性時，吉某因販賣毒品罪被判處刑罰并在監獄服刑。

2020年10月30日，四川省高級法院經審理作出二審判決，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以故意傷害罪改判王某死刑，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準死刑。

四川省高級法院開庭審理本案。

被告人已經受到了法律的懲處，該案的另一名被害人安某乙又該何去何從？其母親吉某在監獄服刑，父親是吸毒人員且已失蹤多年，四川省檢察機關積極推動當地民政部門認定安某乙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變更監護人為其外祖父，協調解決戶籍、入學、生活補貼等問題，開展心理輔導，給予司法救助，并委托第三方對司法救助資金進行監管。此外，針對該案暴露出的城市房屋租賃監管、重點人員管理、街面治安巡查等問題，攀枝花市檢察院向相關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書，推進落實整改，加強社會治安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