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針對“加班文化盛行”等痛點問題，《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專門就“保障休息休假權益”提出了相關的舉措，通過強化執行監督來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明確不得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知名企業通過趕人、斷電關燈等手段“強制下班”，一度登上熱搜。

我們已然生活在“效率崇拜”的時代。從前說競爭激烈是“過獨木橋”，如今是“拼賽道”，獨木橋畢竟要靠走的，賽道則自帶速度感；從前表述時間是“抽幾根煙的功夫”，如今說“一天刷不了幾個視頻就沒了”；從前羨慕富翁海邊悠閑曬太陽，如今贊嘆像王健林這樣的商業大佬超人般作息時間表，普通打工人有“休假羞恥感”……

雍正曾經贊譽張廷玉的辦事效率：“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及也”。三百年過去，即便是普通人效率也已大大提高。然而，技術突飛猛進、工具機器更新換代，社會卻不是多年前的預測那樣——“人的閑暇時間越來越多”，反倒是感覺時間越來越不夠用。不僅是外賣小哥困在系統里，飛馳電掣地與時間賽跑，就連孩子也失去雙休，忙得要在兩個培訓班的有限空檔里找時間吃飯。

緊張、焦慮、抑郁，成為社會年輕一代的普遍情緒心態，對此，復旦大學哲學教授王德峰在B站一段訪談中談到，這是人被異化的突出表現。他認為，哲學上現代性絕非褒義詞，現代性病癥的核心就是異化和進步強制。為效率而犧牲自己作為人的自由時間，“這是個重大的代價”。學者熊培云在著作《人的消逝：從原子彈、互聯網到人工智能》中亦不無痛心地說道，人已淪為“技術迭代的附庸與效率鏈條中的一環”，甚至可能成為“無意義的數字塵埃”。

如果一天24小時里面20個小時是為了存活，剩余時間用來獲取生活資料的話，王德峰嘆“就沒有任何文明可能了”。如果一切都服從于效率，就連教育也屈服于算法，首當其沖就是人構建意義的能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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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是為了帶來閑暇。閑暇是為了豐滿精神世界、構建意義世界，獲得創新創造的可能性。馬克思說：“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要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王德峰解釋道：“閑暇不能僅僅消極地理解為恢復體力，要重新回到人性的尊嚴中去，重新獲得精神成長的機會。”因為人類只有在閑暇時間中，才有可能發展作為人類的能力。

設計師、詩人、工匠威廉·莫里斯在著作《有效工作與無效勞動》中寫道，“有價值的工作給我們帶來如下期望：在休息中享受到快樂，在使用這種工作的產品時享受到快樂，在每天的創造性技能中體驗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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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目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如何改變時刻緊繃的狀態、守護個人閑暇時間和精神世界，王德峰說有兩個方面，第一，在法律上捍衛我們的閑暇時間的權利。這和《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提出的“不得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等舉措指向一致。第二，有效利用閑暇時間，將其轉變為精神成長和能力發展的空間，它與提升工作能力無關，沒有任何功利性，比如過文藝的生活，繪畫、作曲、寫詩等，“人需要這種精神生活”。

“你不能穿著拖鞋在屋子里漫步，在外面散步，你能創造什么呢？”如果一味服從于效率、崇拜追逐功利性目標，社會又何談創新精神呢？（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