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覺醒年代》敘述了陳獨秀從創辦《新青年》到建黨的歷史過程，并還原了陳獨秀與兩個兒子延年、喬年之間矛盾、糾葛和父子情深的故事。那么，在延年、喬年的成長過程中，陳獨秀又是一個什么樣的父親呢？

陳獨秀在獄中。

少年人生 自創前途

陳獨秀五歲時，過繼給叔父陳衍庶。陳氏家族因陳衍庶的經營而成為安慶的名門望族。陳獨秀雖是陳家的唯一繼承者，可是，他向來不問家事，視家產如敝屣。1909年，陳衍庶因不識外文經濟協約，中了英商圈套而敗訟，不得不變賣財產，家業也因之衰落。如此大事，年輕的陳獨秀雖通曉英文，卻如無事人一般，聽之任之，不聞不問。他在北京時，叔父開設的崇古齋古玩鋪的掌柜，竭力想巴結他，多次恭請他賞個面子，到鋪子去一趟。可他卻淡然拒絕，說：“鋪子不是我開的。”決意不染指父輩留下的資產。

陳獨秀一生幾乎沒有固定的職業和經濟收入，賴以生活的來源是稿費和版稅。他縱是窮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只喝兩頓稀粥，也從不染指父輩留下的私產。當時，他在文人圈中就有“寒士”的美譽。他按照自己的成長經歷，教育兒子走一條自立自強的成長之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翌年改名為《新青年》），把延年和喬年也帶至上海。兄弟倆寄宿在亞東圖書館，白天在外做工，饑了吃塊大餅，渴了喝口自來水，晚上，還要到法語班補習法語，過著“冬仍衣袷，夏不張蓋”的艱苦生活。

既是姨媽又是繼母的高君曼看到他們面容憔悴的樣子，常常喟然長嘆，唏噓流涕，每每想開口讓他們回家食宿，可又恐陳獨秀不允，只得找到陳獨秀的老友潘贊化，求他代為說情。陳獨秀聽后，緊蹙雙眉，生氣地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們自創前途可也。”

1917年后，兄弟倆在上海讀書，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給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來信，讓從自己的稿費中，每月支付十元錢給延年和喬年，供他們讀書和生活。每月，他們兄弟都要來書店取父親給的錢，從不多支一文，來了還主動幫助書店干些雜活。

延年生活儉樸，常把頭發剃得光光的，穿著和工人一樣的服裝，吃睡都和工人在一起。整日為革命奔波操勞，無暇顧及個人生活和私事。他的生活方式，被同志們概括為：不照相、不看戲、不沾煙酒、不上館子、不講穿著、不談戀愛。喬年在北方區委工作時，才二十三歲，是北方區委中最年輕的領導者，他理論水平高，并具有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黨初建時缺少組織工作經驗，他便摸索著，設計許多表格，發到基層填寫。他的方法受到中央表揚，所設計的表格被推廣到全國。喬年在北京時，盡管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也和父親一樣，從不跨進崇古齋的門檻，更沒從鋪里支過一文錢。

罵吳稚暉 斬祀汪汪

新文化運動時，陳獨秀與吳稚暉志同道合，關系密切。

1919年，兄弟倆赴法勤工儉學時遇到了困難，吳稚暉還親筆致函上海華法教育會沈梁，信中說：“陳先生昆仲為陳獨秀先生之令嗣，志行為弟等所敬佩……弟故敢懇先生大力設法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沒想到，兄弟倆到法國后不久，便拋棄無政府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這讓吳稚暉既失望又惱恨。

延年被捕時，他的真實身份并沒暴露。他從獄中讓人給亞東圖書館汪孟鄒捎去一封信。汪孟鄒得知消息后，立即去找胡適，請及時營救。胡適一口答應。胡適又去找吳稚暉。憑吳在國民黨的地位，解救尚不明身份的陳延年，那可是輕而易舉的事。誰承想吳稚暉得知這一消息時，竟然高興地說：“好了！好了！老陳沒有用了，小陳可怕，太可怕，勝過其父十倍。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

吳稚暉來到監獄驗明陳延年的真實身份后，立即給上海警備處特務處長楊虎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于其父百倍……尤屬惡中之惡。上海彼黨失之，必如失一長城。故此人審判已定，必當宣布罪狀，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國共黨之膽。”楊虎是個殺人魔王，立即提審，嚴刑拷打。延年威武不屈，敵人無計可施，將延年處決，年僅二十九歲。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囚禁于南京第一模范監獄。囹圄寂寥之中，陳獨秀更多的是思念兩個兒子。1934年，他在獄中以七言絕句作大型組詩《金粉淚》，對國民黨進行無情的批判，其中第20首就是寫吳稚暉，詩曰：“艮兌成名老運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憐虎子風流甚，斬祀汪汪長嘆聲。（吳稚暉以子有惡疾，繞室長嘆曰吳氏之祀斬矣。）”

詩中說，吳稚暉早年在日本落水未死，到老靠投機而官運亨通，可終是“艮兌成名”，這里以八卦中的“艮兌”，比喻他不過是宦侍臣妾而已。后兩句是說吳的兒子得了風流病，“斬祀汪汪長嘆聲”，詩人將吳稚暉比喻為一只汪汪狂吠的老狗，繞室長嘆：“吳家的香火滅絕了。”可見陳獨秀思子之切和恨吳之深。

《覺醒年代》劇照

失子之痛 刻骨銘心

在家庭關系中，延年、喬年成人后，陳獨秀從不以“父父子子”的綱常，壓抑兒子的個性發展。他把他們當作獨立的個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延年、喬年給他寫信時，也多以“獨秀同志”相稱。他們從不掩飾父親的錯誤，在大的原則問題上，不徇一點私情。

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蘇聯顧問鮑羅廷和陳獨秀接受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使二百五十多名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校。延年對此極為不滿，批評父親是“書呆子”“老糊涂”。他還和廣東區委的同志說：“我和老頭子雖是父子關系，但我是共產黨員，我要堅決站在黨的立場，反對向蔣介石妥協退讓的政策。”

八七會議前，陳獨秀就已離開了黨的領導崗位，可是，他不甘寂寞，頻頻給中央寫信，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見和主張。黨內推行左傾路線的一些人，根本不把他的話當回事。喬年同情父親的處境，常抽空看望他，并勸他不要再給中央寫信，要相信中央，相信黨內大多數同志。陳獨秀聽從兒子的勸告，在一段時間里再沒有給中央去信。

延年犧牲時，陳獨秀悲痛不已，整日不發一言，親近的人都避而遠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延年的名字。喬年于1926年和史靜儀結婚，并生下一男孩，取名紅五。喬年被捕后，史靜儀多方奔波、營救，已無精力撫養幼兒，紅五便夭折在襁褓中。不到一年的時間，陳獨秀連失二子一孫，他忍受了常人無法忍受的巨大悲痛。

西安事變發生后，陳獨秀竟如稚童般高興，托人打酒買菜，對人說：“我生平很少喝酒，今天我要痛飲一杯。”他斟滿一杯酒，深情地說：“大革命以來，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說完便把酒奠酹于地。接著又斟了第二杯，顫抖著嗚咽起來：“延年、喬年，為父給你們酹此一杯。”說著便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張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