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為三國故地，三國時代，這里常為天下戰場。

清初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說：“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這是兵家必爭之地。在90年三國歷史進程中，東吳攻肥，魏必傾國力戰。終吳之世，不能越合肥半步。及魏已下蜀，經略長江上流，屯合肥，出廣陵，則吳以亡，三國歸晉。

從東漢末的天下大亂到三國的局部統一，這是歷史的一種進步。堅不可摧的“合肥防線”，為曹操統一北方、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并最終走向統一，作出重要貢獻。

張培/攝

“劉馥單騎造合肥”

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淮之東，根本在廣陵；淮之西，重鎮在合肥。曹操建立“合肥防線”，緣于廣陵之失。

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21歲的孫策起兵歷陽（治今安徽和縣境），“馳書報周瑜”，發起渡江戰役，“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不數年，政權初奠并基本控制江東。

東漢末年，江東歸揚州刺史部管轄。長江蕪湖至南京段為西南東北走向，所以江右稱為江東，后來孫氏政權也因此被稱為東吳。孫策活著時，已據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江、廬陵六郡之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孫策還擊陳登。陳登，字元龍，是被孫策趕跑的吳郡太守陳瑀侄兒，“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曹操用為廣陵太守（治今江蘇揚州東北）。宋代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其中名句：“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即是用了陳登的典故。史載，三國時許汜去看望陳登，陳登獨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許汜去詢問劉備，劉備說：天下大亂，你忘懷國事，求田問舍，陳登當然瞧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將睡在百尺高樓，叫你睡在地下，豈止相差上下床呢？

廣陵戰略地位重要，孫策志在必得，但他與陳登的戰斗打得相當不順。先是“遣軍攻登于匡琦城”（在今安徽當涂），然而出師不利。隨后，孫策親自率兵“復討登”。不幸，軍到丹徒，出獵被刺遇害。孫策對陳登的戰爭，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終使陳登難以在揚州地面立足，曹操控制的朝廷只好讓陳登西撤，去做東城太守（治今安徽定遠東南）。把陳登趕出廣陵郡，戰略意義極大，為以后孫吳政權有效控制長江防線，奠定良好的基礎。

后來，曹操對此懊悔不已。《三國志·魏書·陳登傳》注引《先賢行狀》說：“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曹操）每臨大江而嘆，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

廣陵既失，合肥對于曹操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當時的揚州刺史嚴象，又為東吳的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揚州七郡，孫權有其六，而曹操重新派出的揚州刺史劉馥，僅有九江一郡之地。

劉馥是曹操的同鄉，又是漢室宗親，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他單騎上任，把治所搬到合肥。戰亂不息，合肥一度成為廢墟，劉馥下令對城池進行大規模整修。經過幾年治理，合肥一帶經濟發展，人口興旺，史稱“劉馥單騎造合肥”。

劉馥積極修治芍陂、茄陂屯田。屯田的重要目的是屯兵、備邊，對付孫權。劉馥還重點加固合肥城墻，在城墻上堆積木石，組織編草苫，積攢了成千上萬只草苫，還在城上儲存了大量魚油。這些戰略物資儲備，在以后的合肥防御戰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劉馥堅持曹操的戰略路線，從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死于揚州刺史任上，經過九年勵精圖治，在紛亂的東南棋局上搶先占據要地，逐漸建立起穩固的“合肥防線”。

赤壁之戰中經受考驗

火燒赤壁后，曹操北還，留曹仁拒守江陵。

此時，曹軍仍然兵控長江中流，不僅嚴重威脅地處中下游的東吳安全，而且控制了自江陵西上入蜀的長江水域和周邊軍事要地，等于斷了孫權、劉備規圖巴蜀之路。必須奪取江陵，把曹操勢力趕出長江防線，赤壁之戰才算畫下圓滿句號。所以，曹操剛走，周瑜、劉備聯軍就殺到江陵城下。

江陵之戰，打得相當膠著、艱苦。據《三國志·吳主傳》說：“（周）瑜、（曹）仁相守歲余，所殺傷甚眾。”為此，孫權在東線發動策應進攻，開辟第二戰場，乘曹軍之敝，兵圍合肥，讓曹操陷于兩面作戰的兇險境地。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猛攻合肥。同時命張昭率軍，進攻九江郡的當涂縣，做出孫吳主力在東線戰場全面反攻的態勢。吳軍勢眾，老天爺也幫忙，下起連陰雨。那時合肥的城墻都是夯土結構，雨水久泡就得塌城。危急關頭，劉馥留下的草苫、魚油和木石全派上用場。

孫權圍住合肥，前后多達一百多天，久攻不下。當時劉馥已去世，城中新刺史是原丞相主簿溫恢，蔣濟為別駕。曹操遣將軍張喜帶一千騎兵，并讓他經過汝南時再把汝南兵帶上，去救援合肥。但軍隊發生傳染病，久而未至。情況緊急，蔣濟同刺史巧施疑兵計，有意讓敵人“繳獲”偽造的張喜書信，說有四萬人馬正往這里趕來，目前已到零婁（今安徽霍邱西）。孫權上當，以為曹操的救兵真的來了，遂下令燒掉攻城的器具和營寨，從合肥撤軍。

孫權這次策應性的軍事行動，本不在于攻城略地，而是要在長江下流制造軍事緊張態勢，迫使曹操退出江陵。曹操看到與孫權決戰的主戰場已轉向東線的合肥，對于曹操來說，東線顯然比西線更重要。鑒于東西兩線作戰頗難兼顧的不利局面，曹操不得不決定把曹仁從江陵撤到襄陽。

所以，這次合肥之戰，孫權雖退，戰略目標也算達到。

艱苦卓絕的拉鋸戰

赤壁戰后，西起陸口，東至大海，孫權控制了兩三千里的長江防線，不僅悉數占領長江以南地區，還占領著江北的江夏郡、廬江郡、九江郡各一部，在江北形成廣闊的縱深。為了北抗曹操，進取中原，孫權遷都秣陵，改名建業，即今江蘇南京市。

孫權與曹操形成直接的軍事對峙，而合肥成為爭奪焦點。對于曹操來說，赤壁敗歸，內部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在軍事上，西有勁敵韓遂、馬超，東陷孫劉聯盟威脅，可謂內外交困。此間在合肥、濡須口（今安徽無為縣東北）一線，至少發生四五次的拉鋸戰，曹操處于戰略防御階段。

軍事上的主動權基本控制在孫權一方，周瑜鍛造的東吳水軍更是處于絕對優勢。僅舉一個細節，即見一斑。據《三國志·吳主傳》注引《吳歷》說：“權數挑戰，公（曹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回還作鼓吹。”孫權竟能乘輕船而入曹軍，甚至撤走之后，又返回來對曹軍“鼓吹”一通，如此囂張氣焰也只有曹操能忍得。

《吳主傳》注引《魏略》更有點離譜：“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此即“草船借箭”的藍本。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移花接木，說成是諸葛亮的神機妙算。從史籍記載看，曹操明令弓弩“不得妄發”，“借箭”自然無從發生。

合肥防線在拉鋸戰中苦苦撐持，殊為不易。此時，借成掎角之勢的周邊幾城，軍心不穩，紛紛叛逃。《資治通鑒》卷66記載，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曹操回譙以后不久，便有“廬江（今安徽潛山）人陳蘭、梅成據潛（今安徽霍山東北）、六（今安徽六安）叛”，先此還有廬江人雷緒起兵反叛。這樣，在今安徽六安、霍山、舒城、岳西、桐城、潛山一帶便陷入混亂，對于合肥防線的沖擊不言而喻。

當此危急關頭，就連深謀遠慮的曹操，也是方寸大亂，甚至“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征令內移”，結果“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余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民眾十余萬戶東渡投吳，絕對是災難性事件。此事曾受到蔣濟反對，《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記載，“濟對曰：是時（官渡之戰）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馀萬眾，皆驚走吳。后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曹操事后給蔣濟加官升職，深表懺悔，以此鼓勵下屬敢于提出不同意見。

曹操調集精兵強將，著力加強合肥防御，絲毫不敢松懈。據《三國志·魏書·張遼傳》記載，“使張遼、樂進、李典等率領七千余人屯合肥”。同時立即發起討伐叛將陳蘭、梅成的戰斗。

《三國志·魏書·臧霸傳》里記述了平叛的一系列戰事。張遼讓駐守在舒縣的臧霸，進擊皖城（今潛山）的吳將韓當，防止他們出兵救陳蘭。臧霸在逢龍（皖縣西北二十五公里）、夾石（即舒城與桐城之間的大關），擊破韓當援軍。不久，孫權軍隊來救陳蘭，屯兵舒口，即龍舒水入巢湖的地方，今肥西三河鎮一帶近巢湖處。一部分軍隊乘夜從舒口向霍山方向進軍，聽聞臧霸已經返回舒縣城，不敢繼續前進而向回逃竄。臧霸連夜出兵追擊，到天亮行程百余里，雙方接戰。臧霸采用前后夾擊的辦法，擊潰敵軍，迫使不少吳軍赴水而死，從而為張遼攻破陳蘭贏得時間。

2011年夏，安徽省文物局組織專家前往舒城、廬江，對三國時在皖、逢龍、夾石、舒縣、舒口等地交戰的方位、道里與路線，進行實地考察。在舒城城關鎮南的周瑜城、縣城內的古城村、廬江樂橋鎮周家洼周氏祠堂遺跡、廬江縣城東周墓村民組朝墓巷，考察組發現大批漢代聚落遺址、墓葬，以及筒瓦、板瓦、大量印紋硬陶片殘片等。“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考古文物有力地佐證了那段歷史風云。

鄧飛/攝

扭轉被動的關鍵之役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孫權乘曹操西征張魯之機，率眾兵圍合肥。

此戰，合肥守軍以七千人馬，打退孫權親自率領的十萬大軍的進攻，孫權損兵折將，自己都差點成了俘虜。自那時起，張遼的名字便與合肥逍遙津聯系在一起。

史載，曹操西征前，寫下一道秘令，封套有“賊至乃發”四字。孫權兵至，合肥守將一起把教令打開，上寫：“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胡三省注《資治通鑒》說：“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戰斗很激烈，《三國演義》“張遼威震逍遙津”作了精彩的敘寫。

羅貫中有詩：“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 退后著鞭馳駿騎, 逍遙津上玉龍飛。”合肥之戰，張遼乘敵立腳未穩，星夜突入吳營，殺得吳軍膽寒。初戰失利，圍城十余日不可拔，孫權只好撤軍。“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 賴得諸將死戰，孫權縱馬飛越肥水脫險，才幸免于難。

史載，張遼“步騎奄至”，甘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呂蒙“以死捍衛”，凌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扦孫權出”。孫權乘馬至津橋，橋“丈余無板”，馬不能過。幸親近監谷利跟隨，他讓孫權抱緊馬鞍，放松韁繩，“于后著鞭以助馬勢”，駿馬受鞭，騰躍而起，“遂得超度”。

張遼面對強敵，敢于主動出擊，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對比，打得敵軍抱頭鼠竄。逍遙津之戰的勝利，歸功于張遼等人英勇善戰，另一方面，人們對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給予高度評價。晉人孫盛評論說：“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后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此戰徹底扭轉合肥防線的被動局面，曹操自此由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號稱步騎四十萬，進軍濡須口。“相拒月余”，又值春雨，孫權寫信給曹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夾上一個紙條，上寫八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之嘆，撤軍而還。

曹操數次東擊孫權，威脅建業，雖然被諸葛亮譏笑是“四越巢湖而不成”，卻起到懾敵作用，使孫權不敢北向；同時把東吳主力長期牽制于此，以保長江一線大部分地區的平安。魏吳接壤數千里，而數十年間只是在此一隅發生戰斗，道理概在于此。曹操東線耀兵，也為自己撈到重大的政治資本，為他并州擴封、進為魏王，并為身后曹魏代漢鋪平道路。

合肥防線西移建新城

曹魏和孫吳立國以后，圍繞爭奪合肥的戰爭也從未停止過，以至魏明帝曹叡深有感觸地說：“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青龍元年（公元233年），魏明帝營建合肥新城。《三國志·魏書·滿寵傳》記載，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后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

但蔣濟持反對意見，認為這是“示天下以弱”，“未攻而自拔”。滿寵再次上表說：“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

魏明帝接受滿寵建議，建新城避敵水軍之長，將合肥防線西移，靠近雞鳴山魏軍大營。這一年，孫權親自率兵，欲包圍新城，但因為城離水路太遠，在水上停留二十天不敢下船。

青龍二年（公元234年）二月，吳軍又來。史載，“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

合肥防線，對三國鼎立產生深遠的影響。兩晉南北朝時期，持續數百年的分裂，更是戰爭頻仍，祖逖譙城之戰，謝玄淝水之戰，到彥之河南之戰，蕭衍義陽之戰，陳慶之洛陽之戰，吳明徹淮南之戰，合肥都在逐鹿中原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合肥城市的功能也因此發生重大轉變，由《漢書》《后漢書》所記載的秦末漢初全國九大經濟都會之一，轉變為軍事戰略重鎮。 （施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