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南京太仆寺重建開放以來，成為滁州市重要的文化地標，它不僅全面展示了古代馬政的歷史，還通過文字、圖表、實物等形式，向游客呈現了中國古代騎兵裝備、驛馬與驛站等專題內容。南京太仆寺的設立與滁州的歷史、地理和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它不僅見證了明朝馬政的輝煌，也對滁州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京太仆寺是廟嗎？

在中國漫長的冷兵器時代，馬匹是行軍作戰、勞動和交通運輸必需的動力裝備，馬匹的繁衍關系國家興亡，繼而上升到“馬政即國政”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國歷代王朝都非常重視馬政建設。

南京太仆寺是不是寺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據《周禮》記載，“太仆”最初是周朝設立的個人官職，屬“九卿”之一，主要負責掌管周天子車馬和馬政事務。秦漢以后逐漸演變為掌管朝廷輿馬和牧畜事務機構“太仆寺”，隋唐以后成為專門的馬政機構，隸屬于兵部，負責管理全國的馬匹牧養、征調。

戎馬一生的明太祖深諳“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定都金陵之初，他便設立群牧監管理養馬。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詔在滁州設立管理全國馬政的中央機構——太仆寺。洪武十一年在滁州豐山下新建南京太仆寺官署，專為明朝管理馬政，這是明朝歷史上唯一設立在滁州的中央級政府部門。

南京太仆寺作為當時全國馬政的最高主管機關，隸屬于兵部，對明朝鞏固邊防等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南京太仆寺設立之初，不僅管理全國馬政，還負責督養、點視、印烙、編馬戶、交兌等政務。

據記載，馬政寺署在滁州共存續270年，直到明清更替，歷經兵火硝煙，漸至頹廢。南京太仆寺的設立，一方面給滁州及南直隸民眾帶來了沉重的賦役負擔，另一方面也對滁州產生了重要的人文影響，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源。

為何叫“南京太仆寺”？

張祥林先生多年從事地域文化研究，主編整理明代文獻《南滁會景編》《南京太仆寺志》等，對滁州地方文史有過深入研究。

張祥林分析，在冷兵器時代，騎兵的作戰能力遠大于步兵，騎兵往往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明初選擇在滁州設立太仆寺的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滁州乃朱元璋起兵時的“根據地”，他對滁州地情、民情十分了解，滁州以及江淮分水嶺兩側，丘陵起伏，山環水繞，草木豐美，適宜牧養馬匹；二是滁州位于長江以北，與南京僅一江之隔，江北各州縣馬匹來此驗查、就近征用方便易行，無需渡江前往南京，對于滿足拱衛南京的軍事用途十分重要。

其實，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已痛感馬匹的不足，在南京登基之后，令江淮地區大量繁養馬匹，并在滁州設置群牧監。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詔在滁州建立太仆寺，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州、和州等地軍民負責養馬。

據傳，朱元璋十分重視馬政，在滁州設立太仆寺后，又于洪武三十年在國內設了5個分寺，至明朝永樂時期，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馬政體系。太仆寺為明朝五大寺之一，隸屬于兵部，掌管與馬政相關的政令。永樂帝朱棣遷都北京后，為和北京新設的太仆寺有所區分，便將滁州的太仆寺更名為“南京太仆寺”，但管轄范圍依舊是八府四州。

據史料記載，南京太仆寺在滁州270年間，共有145名太仆寺卿、153名少卿在滁州任職，一直到明朝終結，給滁州留下了大量極具研究價值的寶貴文化遺產。

太仆寺創造的“文化空間”

據了解，在滁州地區乃至鄰縣，至今還有以“馬廠”命名的鄉鎮和村，比如全椒縣的馬廠鎮、滁州南譙區章廣鎮馬廠村等，這些獨具特色的名稱皆因當時馬政的影響力而沿用至今，在當地部分老人口中至今還流傳著許多與“馬”有關的傳說和故事。

據“滁州在線”推文稱，2016年8月，南京太仆寺依原圖在滁州復建，以“明文化”為主線的龍池街景區建設也正式啟動。2019年10月1日，南京太仆寺建筑群對外開放，坐落于滁州市瑯琊區，與僅相距兩三里地的醉翁亭和隔壁的豐樂亭相呼應，成為當地的新地標。

南京太仆寺對滁州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太仆寺對滁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城防影響都很大！”張祥林說，南京太仆寺是滁州歷史上唯一設立的中央級政府部門，提升了滁州政治地位；太仆寺的設立強化了滁州在官僚體系中的鏈接，全國層面政治文化信息能夠較快傳遞到滁州；太仆寺官員頻繁調動，加速官僚之間交往和互動，使之成為宦聚交游逗留之所，開闊了滁州官紳政社交際的空間。

《南滁會景編》詩文名錄統計，明朝來滁進士以上官宦文人不下二千人，南京太仆寺官吏中不乏思想家、文學家、詩人和書法家，對滁州文化傳承和新思想興起起到了積極作用，大大促進了滁州對外交流和文化發展。

此外，太仆寺官員協助地方興辦了一些務實利民之事，如奏疏賑災減賦、修橋鋪路，修繕城墻水關，守城防寇，都得益于南京太仆寺的支持，造福于民。

南京太仆寺作為管理馬政的中央官署在滁州270年間，不僅給當地留下許多歷史遺跡，許多官吏還留下著名詩文、書法等，形成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產。

明正德八年，著名思想家王陽明來滁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閑暇之際在距離寺署不遠的龍潭聚徒講授“心學”，各地來滁從學者二百余人。“英才云集，盡乎南北東西，環滁諸勝，隨處從游，歌詠答問，濟濟洋洋，先生顧而樂之”。（太仆寺少卿周汝登《來遠亭說》）

王陽明酷愛瑯琊山水，曾言“滁山于我最多情”！他在滁寫下四十首詩詞，皆有感而發，情真意切，寓含心學哲理，如《瑯琊題名》《坐龍潭梧桐岡用韻》《瑯琊山中書示從游者》《龍蟠山中》《滁陽別諸友》等。（見《王陽明全集》）

此外，明初大學士宋濂扈從太子途經滁州，寫有《瑯琊山游記》；江南才子文徵明青少年時代從父文林（時任南京太仆寺丞）居滁，與滁州結下深厚情緣，留下詩書碑刻。諸如此類人文建樹不勝枚舉，給后人留下寶貴財富。

其間許多宦儒樂游滁陽山水美景，留下很多文化遺跡，或筑亭造景，便民游憩，或紀文刻石，留下許多摩崖題刻、紀文與詩詞，保留了許多文獻史料。如：太仆寺保護朱元璋求雨的龍潭故址，修整御碑亭；嘉靖三十三年（1554），巡按御史郭民敬在龍潭旁建繹思亭，太仆寺少卿章煥為記；王陽明建來遠亭；天啟二年（1622），太仆寺少卿馮若愚建寶宋齋，保護“歐文蘇字”碑等等。 （葉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