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蔭（1798-1865）是清朝時的徽州人，出身徽商，中進士后開始在朝廷戶部（財政部門）當官，一生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馬克思（1818-1883）是德國人，年齡比王茂蔭小20歲，在交通、通信條件極其落后的當年，這位西方哲人是怎么知道大山深處的一名徽商子弟的？王茂蔭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出名，可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名中國人，這是怎么回事？ 

“Man-mao-in”究竟是誰？ 

準確地說，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是在王茂蔭去世兩年后才面世的，也即1867年9月。這部文獻面世的意義，這里不用贅言，單說早期幾個中國人翻譯這部文獻時，遇到其中提到的一名中國財政官員“Man-mao-in”的問題。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主要論述的是貨幣和商品流通問題。這一章有個“附注83”，說：“清朝戶部右侍郎Man-mao-in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后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利于國。’”將奏折定性為對商人有利，對國家并不利。 

中國最早翻譯《資本論》者為陳啟修，時間是1930年。陳啟修在翻譯這個“附注83”時說：“中國的財政官萬卯寅（原名是Man-mao-in），我曾托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在還無結果，這里姑譯為‘萬卯寅’，待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可見，將“Man-mao-in”譯成“萬卯寅”，陳啟修并不敢肯定是正確的，但他的作風是嚴謹的——委托別人去查，查出來后再改正，而且在“附注”中對這一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交代。 

1927年，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侯外廬在法國留學，他根據德文版的《資本論》開始作翻譯。1930年回國后，又做了續譯工作。同樣，他也遇到了這個“Man-mao-in”的翻譯問題。 

侯外廬先生后來回憶說：“我的清史知識不夠，初譯時，對這個官員一無所知。在留學時就想查實他的姓名和職務，苦于手頭沒有資料。”回國后，他與合作者王思華共同去請教中國財政史研究專家崔敬白。崔敬白在《清史稿》列傳中，查出了戶部右侍郎王茂蔭。 

對此，侯外廬先生仍不放心，擔心會不會有同音字，直到他買到一本《王侍郎奏議》，研究了“王侍郎”——王茂蔭的經濟思想后，這才確信他們查出的“王茂蔭”是正確的。 

《資本論》早期翻譯者王亞南，同樣碰到了這個令人棘手的“Man-mao-in”。他曾向吳晗請教。吳晗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很快告訴王亞南：這個“Man-mao-in”是戶部右侍郎王茂蔭，但這已經是1938年的事了。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期間發表文章，談到馬克思《資本論》中的“Man-mao-in”是“王茂蔭”。他在《東華續錄》中發現，咸豐四年（1854）三月，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朝廷遞交奏疏，請求改官票、寶鈔為可以兌現的鈔票，從而惹怒咸豐皇帝，被調離戶部，但最終并沒有發生馬克思擔心的事——笞刑，王茂蔭隨后被調往兵部任右侍郎。 

郭沫若由此肯定這個“Man-mao-in”就是王茂蔭，但為了更加扎實起見，他又托人向王茂蔭在徽州的家族后人作調查，從而得到更加確鑿的證據。 

郭沫若將他的考證文章公開發表后，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掀起了一個研究王茂蔭的小小熱潮，為后來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王茂蔭原名“王茂萱” 

這個令翻譯家如此頭疼的王茂蔭，就是徽州歙縣南鄉義成人，但歙縣南鄉義成的王茂蔭，原來并不叫這個名字，而叫“王茂萱”。說起這個名字的變化，還有一段有趣的歷史。 

王茂萱的爺爺叫王槐康，是清朝乾隆年間有名的茶商。父親名王印矩，也是茶商。到了王印矩這一輩，王家應該已經有了較強的經濟實力，為家鄉修橋補路的公益事，王印矩干了不少。王印矩的長子叫王茂萱，自幼在家鄉讀私塾。他屢次參加科舉考試，但成績一直不理想。在道光元年（1821），24歲的王茂萱進入縣庠讀書，縣庠相當于現在的縣級中學。在縣庠，王茂萱通過捐款的途徑，當上了“訓導”——相當于縣級教育主管官員的助手。 

王茂萱當上“訓導”時，至少已經三十歲了。家人看他科舉功名無望，便叫他北上通州，經理自家開設的茶莊。這是萬千徽州人所走的路途：讀書不成，那么就經商。 

王茂萱似乎對讀書頗難忘懷。他一邊做著茶葉生意，一邊繼續苦讀，恰巧碰上皇上開恩，雖然不是按例開科考試的年份，但破例多考一次，這在古代叫“恩科”。王茂萱想報名參加，但他的名字早已被教育主管部門備案——捐款當上徽州府歙縣訓導，如果要參加考試，必須回原籍報名。王茂萱身在北方，不僅來往不便，而且花那么大氣力折騰，說不定到頭來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王茂萱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茂蔭”。 

結果，“王茂蔭”在應天府鄉試中，以第228名的成績考中舉人！接著，他馬不停蹄，參加由朝廷主持的會試，考取進士，并被留在朝廷戶部當差，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這一年，王茂蔭已經33歲。 

馬克思為何看重王茂蔭 

王茂蔭在戶部當差時，清政府財政日趨衰敗。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按照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國家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政府每年要向外輸送大量白銀。緊接著是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又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鎮壓，造成銀荒越來越嚴重。針對這樣的形勢，唐宋之后統治階級的慣常做法有兩種：一是鑄造大錢；二是發行紙幣，實質是用新的錢取代以前的錢。當然，錢的面值越來越大，給老百姓的感覺就是“錢越來越不值錢”——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這一招，照樣被咸豐皇帝的大臣們引用來了。 

王茂蔭是商人出身，對經濟以及貨幣的認識，與其他人是不一樣的。他也提出了發行紙幣的主張，但同時他強調紙幣的總量要限制，即要有“定數”，不能泛濫。更重要的是，王茂蔭主張紙幣發行后，朝廷要確保這種紙幣能在現實中兌現。事實上，這講的是紙幣的信用問題。王茂蔭的這一主張受到咸豐皇帝和其他大臣的一致指責之后，他一再給咸豐皇帝上奏，最后被撤去在戶部的右侍郎職務——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到的事。 

馬克思關于商品與流通的理論是怎么說的呢？請看他在《資本論》同一章中的論述：“如果紙幣以金銀命名，這就說明它應該能換成它所代表的金銀的數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兌現。一旦紙幣不再是這樣，它就會貶值。”這與王茂蔭強調的紙幣“定數”、自由“兌現”幾乎如出一轍。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王茂蔭則處在封建社會，王茂蔭剛剛提出這樣的觀點，就能被馬克思發現并用作論據，人們在敬佩馬克思博聞強識的同時，也應該重視這位大清戶部官員在世界經濟理論史上的地位。 （豐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