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壇的領軍人物、合肥人龔鼎孳不僅是一位高官，康熙年間歷任刑部、兵部、禮部三部尚書；也是一位文學家，詩、詞、文各體兼擅，與錢謙益、吳偉業并稱“江左三大家”。此外，龔鼎孳書畫藝術造詣頗深，相關著述把龔鼎孳列為清初的“帖學名家”。（《中國全史：中國清代藝術史》） 

李放的《皇清書史》有“清代書法家大辭典”之稱，此書認為：龔鼎孳“書法縱逸，有涪翁、漫士兩家筆意。雖不必工，而氣息自古”。黃庭堅別號涪翁，米芾號襄陽漫士，以黃、米筆意言龔鼎孳書法，對其評價甚高。龔鼎孳詩書畫俱佳，在其詩文集中，存有諸多題畫之作。他和清初繪畫大家吳歷的書畫交往也別有意味，堪稱佳話。 

吳歷繪、龔鼎孳等跋《秋江晚渡圖》軸。

一 

吳歷（1632-1718），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桃溪居士等，江蘇常熟人。早年學詩于錢謙益，學畫于王時敏、王鑒，并且精通音樂。有詩文集《寫憂集》《三巴集》《三余集》等。 

作為繪畫大師，吳歷與惲壽平、“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并稱為清初畫壇“六大家”。 

吳歷的人生經歷比較獨特，先是潛心書畫，后游于佛門，中年起信奉天主教。康熙十九年（1680）冬赴澳門修道、學習西文，返回內地后在上海、嘉定、蘇州一帶傳教，成為一名中國籍神父。有研究認為，接觸西方文化，對其晚期繪畫藝術產生了一定影響。 

劉九庵編著的《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稱，清代畫家吳歷的《雨歇遙林圖》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有龔鼎孳題詩。中國畫立軸在裝裱時，畫幅的上下左右常常留有空白部分，用于題寫詩句或題跋。其中間部分稱“畫心”，上方稱“詩塘”，又稱“詩堂”“天頭”，下方是“地腳”。 

這幅畫軸的畫心，吳歷題曰：“雨歇遙林翠欲濃，和風陣陣拂游蹤。不知漁入桃源去，山北山南過幾重。此曩余落花詩也，是圖近之并書。延陵吳歷。歲辛亥谷日曉窗。” 

上詩塘處，龔鼎孳有題：“近水遙峰比淡濃，魚村鹿柴少塵蹤。空山春色知多少，看遍一重又一重。擁戟鳴茄最上頭，偏攜畫卷當林丘。由來謝傅心能爾，萬疊焰霞兩屐收。康熙辛亥春初為恰齋年社翁題。龔鼎孳。” 

此外，還有宋琬與許之漸的題詩。在布局上，龔鼎孳題在上詩塘、宋琬題在左詩塘、許之漸題在右詩塘。由此，凸顯出龔鼎孳的地位與聲望。此畫作于“辛亥谷日”，即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初八。吳歷題詩是七言絕句，龔鼎孳題詩為七絕兩首：前一首步吳歷詩韻、抒寫畫意，后一首禮贊此畫受贈者“恰齋年社翁”。 

二 

蘆中大有高士，江上何限扁舟。 

不趁好天歸去，年年負卻清秋。 

龔鼎孳的六言詩極為罕見。此詩為吳歷《秋江晚渡圖》立軸所題，表現出對畫中意境的稱道與共鳴。 

此畫裱邊有龔鼎孽與施閏章、許之漸、徐文元、王士祿、錢朝鼎、沈荃、王士禎、程可則、顧貞觀、喬青等十一家題記。 

龔鼎孳時任禮部尚書，其題詩居于畫幅上方的正中，位置醒目。落款處除署名外，鈐有“鼎孳”連珠印。所題字體為行書，點畫堅實圓厚，結字雍容端整，行筆自如，頗見功力。 

《秋江晚渡圖》是一幅傳統的水墨山水畫，為吳歷康熙十年（1671）正月在長安所作，后被帶到京都。款識：“澄江雁字橫秋，野渡斜陽滿舟。南北去來不了，白蘋紅蓼悠悠。予客長安，曉窗閑適，追憶古人秋江晚渡得此，并題六言。歲辛亥上元后四日，延陵吳歷。” 

詩書畫印融為一體，是“文人畫”的重要特征。不難看出，龔鼎孳所題，與畫家自題詩同韻，為和韻之作。如此唱和，是對吳歷詩人身份的認可，也是一種文壇禮遇。 

對于吳歷“南北去來不了”的顧慮和困惑，歷經易代紛爭與仕途坎坷的龔鼎孳，以“何限扁舟”“好天歸去”作答，闡述了自己對取與舍、進與退的感悟，如此達觀超然的情懷，也是對后學之人的一種點撥和傳道解惑吧。 

實際上，中國書畫所展現的濃淡枯潤，以及疏密虛實、斷連藏露等，并非僅是審美追求，也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思維，其中的寫意精神，折射出諸多人生哲理。 

此畫左上方是許之漸題跋，字數最多。有三首七言絕句，款曰：“辛亥小春朔，題漁山秋江晚渡圖于黃河古岸，繡衣衲子青嶼。”許之漸（1613－1701），江蘇常州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后擢升江西道監察御史（別稱侍御）。受湯若望“康熙歷獄”牽連，康熙四年（1665）被罷官歸鄉。著有《槐榮堂詩鈔》《放船集》等。 

康熙九年（1670），湯若望案平反。次年，許之漸邀請好友吳歷一起北上赴京，意欲重返官場，并試圖通過自己的京城人脈圈，讓吳歷的繪畫才能得到名流賞識。 

在龔鼎孳的詩文中，有《午日，王襄璞、方伯招同仲生、其武、階六、滄葦、青嶼、薛侯集金魚池》《石仲生招同陳階六、趙洞門、許青嶼、王襄璞寒夜劇飲，用少陵贈姜少府設鲙長歌韻紀謝》《題許侍御蘇長公墨跡》等，記錄了他與許之漸的往來。顯然，對于落魄老友之托，龔鼎孳盡力相助。 

由于性情率直，不善鉆營，此次北京之行，許之漸未能遂愿。吳歷也因淡泊孤高，對京都生活感到不適。滯留一年左右，二人返回南方。 

龔鼎孳《秋江晚渡圖》題詩。

三 

龔鼎孳愛才如命、善待后學的誠摯之舉當時即傳為美談。在《香嚴齋詞話》中，計東寫道：“當今才位德望若合肥龍松先生（以其書齋龍松館之名代稱龔鼎孳），可謂盛矣。擬之前哲，庶幾韓、范、歐、富之儔。”以宋代有“四人杰”之譽的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富弼比之，稱其“憐才好士，汲引寒畯，一往深情，久而彌摯”。聶先在《百名家詞鈔·香嚴齋詞》后附寫道：“合肥才位德望，可謂盛矣。至其憐才好士，汲引后學，一往情深，久而彌篤，恐前哲名賢中，亦不易得也。”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記載：“合肥龔尚書鼎孳，愛才如命，通儒老學，俱從之游”，“其好仕之誠，實出肺腑，非尋常貴人所能及”。 

在清代繪畫史上，吳歷以其出類拔萃的藝術成就，無可爭議地躋身大家之列。尤其到了晚年，吳歷的繪畫藝術更加精湛，師古脫古，進一步確立了自己的畫風，“觀其氣韻沉郁，魄力雄杰自足，俯視諸家另樹一幟”（《桐陰畫論》）。作為大家名流，為他人畫作題詩題跋，既是酬贈雅事，是欣賞和贊許之意，也是一種推重與提攜。當初入京之時，吳歷聲名不顯。龔鼎孳領銜為吳歷畫作題詩，體現了慧眼識珠的“伯樂”眼光，也展現出平易近人、憐士惜才的人格魅力。 

清初，京城詩壇以龔鼎孳為“職志”。實際上，作為文壇領袖，其影響更為廣泛。龔鼎孳與布衣文士吳歷的交往，也從另一角度驗證了“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公”（王士禛《香祖筆記》）之說絕非虛言。 （李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