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中的有些詞匯，往往“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其興也勃，其消也忽。比如“豆選”這個詞，在現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只不過存在了二三十年。追本溯源，是1933年4月5日在地處陜甘交界的照金縣，民主選舉紅軍政府。兔兒梁打麥場上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參會代表，大多不識字。選舉開始后，各位候選人坐成一排，身后都放著一個大碗。每位選民發一粒黃豆，中意誰就把手中的黃豆投進誰身后的大碗里。“豆選”隨后在延安一帶廣泛采用。更大規模的“豆選”則集中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各地建立新的基層政權時，如今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

李樹基油畫《大地的主人·豆選》 首選各界人民代表

1949年1月合肥解放，4月合肥成為皖北行署駐地。開國大典前夕，皖北區黨委和行署要求合肥市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率先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全市上下對開會前的首選人民代表高度重視，機關學校和社會各界通過推出黑板報專號、張貼活動標語和漫畫、上街演講和扭秧歌等形式，廣泛宣傳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性質、意義和作用，宣傳“人民當家作主”。籌委會經過動員、醞釀和協商，適時推舉了候選人。 

正式選代表前，問題來了。當時合肥市民中文盲占了大多數；有文化的，程度也是參差不齊。不識字，如何選舉和被選舉？幾經討論，決定還是實事求是，對至少認得名字的人，采取“不記名票選”；不識字的，采取“豆選”。兩種方法，在不同界別不同階層分別實行。其中總工會各行業、農民、園民、婦女、攤販等界別的選舉人，采用“豆選”方式。 

“豆選”開始了。候選人登臺“亮相”，有的人還做了簡單表白，而每個候選人座位的背后則放著一只碗。選舉人陸續上前，先向發豆人領豆，而后繞到并排坐著的候選人的背后，把豆投到自己認可和信賴的候選人身后的碗里。因為候選人的臉朝前，所以他們并不清楚豆子到底投給了誰，實際上也是“無記名”。最后由計豆人統計每個候選人碗中的豆數，按應選人數，得豆多者即當選。主持人當場宣布結果并張榜公布。 

那時候，民風很淳樸，但對于可能出現的舞弊，組織者還是作了防范并有相應的制約措施。例如為防止夾帶，事先準備了黃豆、綠豆、蠶豆，讓你搞不清要用哪種豆子；為防止多投，甚至將豆子染色，你總不可能“夾帶”并掏出顏色相同種類亦相同的豆子吧？ 

“豆選”順利選出了人民代表，給原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勞動群眾以極大的鼓舞。解放了，翻身了，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用投豆來行使自己的神圣權利，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當選人民代表了。特別令全市1000余戶小攤販感動的是，起初沒有“攤販”這個界別，第二次籌委會會議注意到他們的代表性，在名額已分的情況下，決議從政府界別中讓出5人增設攤販界別，讓他們也有說話的機會。當家、做主人，這一天真的到來了。 

首選代表雪泥鴻爪

1949年9月25日至28日，合肥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隆重舉行。主席臺上的毛澤東、朱德彩色畫像，是曾在陜北魯迅藝術學院學習過的合肥籍畫家周蕪所繪。會場四周掛著社會各界贈送的錦旗和賀詞。開幕時18位各界人士作為主席團成員端坐臺上，150位代表認真審議樹海市長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日收到的75件提案當即交付辦理。中共合肥市委書記李廣濤提出建設新合肥的四大任務，與會者認真討論，爭相提出意見和建議。9月26日的《皖北日報》，頭條消息是《團結人民建設新合肥合肥市各界代表會揭幕》。 

筆者在省圖書館查閱同時期報紙膠片，上面刊登了合肥17個選舉單位（界別）150名代表，涵蓋方方面面。其中，中共合肥市委5人、市人民政府10人、警衛團5人、民主人士1人、總工會各行業28人、工商界27人、青年團5人、學生10人、文化教育界9人、園民5人、城郊農民6人、婦女5人、回民1人、中西醫2人、慈善團體1人、攤販5人、區域25人。如今他們絕大部分都已謝世，但他們不應該被遺忘。例如： 

王少舫29歲當選合肥市人民代表時，還在三河鎮演戲、唱京劇，已經頗有名氣。1952年以王少舫、潘璟琍為首的安慶民眾劇團和以嚴鳳英領銜的勝利劇社，參加安徽省地方戲觀摩演出團赴滬演出一炮打響，安徽迅速在合肥組建黃梅戲劇團，王少舫任副團長。隨后黃梅戲參加華東區匯演，出國訪問，被拍成多部電影，蜚聲中外，被譽為“東方戲曲”。 

民盟盟員郭崇毅作為唯一的民主人士代表，曾為合肥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貢獻。他后來擔任省政府參事27年，曾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農村包產到戶情況，為推進農村改革鼓與呼。2008年12月4日，新華社播發通稿《真言如金——記安徽省政府原參事郭崇毅》。第二天《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長篇通訊《郭崇毅——政府參事的楷模》。 

金容甫是中西醫界別代表，合肥金家第六代傳人。他未及弱冠就問診開方，被視為“秤砣雖小，能壓千斤”。新中國成立后他聯系各科名醫成立聯合診所，加入國有醫院。他又一改不帶徒的舊習，把家傳典籍秘方傳授給青年人，遺著有《金容甫醫案醫話選》。 

參加“豆選”別人、又被選出自己，有三個人很特殊。婦女界別的前兩位竟是“張大嫂”“楊大媽”，區域界別也有一個“張大嫂”。舊社會婦女地位低下，有姓無名。但她們又是幸運的，趕上了新時代，甚至連名字也未來得及取，就當選為人民代表了！ 

金寨路上張貼的選民榜

首選三孝口居委會

1952年初，安徽省人民政府尚未成立，華東軍政委員會頒布了《十萬人口以上城市試行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皖北行署要求合肥試點推行，市政府決定首先在西市區籌備成立三孝口居民委員會。那時合肥還是文盲占多數，曾有笑話說不識字的人總把報紙文件拿倒了。為什么？他們以為樹杈朝上，想當然“字杈”也應朝上，其實許多字的兩只腳恰恰朝下！不識字如何選舉？組織者決定還是沿襲“豆選”方法。 

此前，三孝口地區已有17個居民小組（每組15~30戶不等）。居民小組先選代表（基本上是組長），后召開居民委員會成立大會。7月25日，成立大會在三孝口天主教堂禮拜堂召開，17位代表（候選人）每人背后放一個小碗，碗口用紙糊起來，中間留一個小洞，選票用豆子代替，每個代表發7粒豆子，選7位委員，每個被選人員只能投一粒豆子。輪到被選人員投豆，也可以投自己。豆數多者當選。7位委員中設正、副主任各一人，5個委員分別為民政、治安、消防、調解、協稅（主要是房地產稅）委員。 

到當年11月10日，合肥市先后成立了八個居民委員會和兩個村民委員會，都采用“豆選”。當時的居民委員會從主任到委員都不拿一分錢工資，居委會也沒有辦公經費。直至1956年冬，市政府才確定由地方財政給每個居民委員會正、副主任每月合計40元的“生活補貼”即工資，其中主任22元，副主任18元。每個居委會每月還撥10元辦公經費。 

新中國成立前后，從淮北到江南，安徽許多地方都采用“豆選”產生人民代表，“豆選”延續過一段時間。筆者還存有1964年《安徽日報》攝影記者馬昭運在皖西拍下的農民投豆選舉當家人照片。 （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