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明代，合肥籍的科舉進士共有七十余人，其中萬歷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進士竇子偁，是較為特殊的一位。時人贊譽其“才具敏毅，持以凝重”，為官晉江，被任職地區的百姓建祠祭祀。仕宦生涯中深度參與了萬歷朝兩次影響力較大的政治事件，“性鯁直，敦厲名節”是對他一生最可貴的評價。 

明吳之鯨《武林梵志》所載竇子偁重修涌泉禪寺事跡。

泉州郡守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記載：“竇子偁，直隸合肥縣民籍，萬歷二十年第三甲第一百二十一名。” 

按《竇氏族譜》記載，其先祖竇伯言始遷居合肥，至第五代竇永隆時已擔任鄉飲大賓（明朝鄉飲儀式中的重要角色，需經府州縣三級舉薦，并將其姓氏、籍貫、事跡上報朝廷審核通過后方可獲任），可見其家族在地方已經頗具影響力。 

萬歷十三年（1585年），竇子偁鄉試中舉，但其后又蹉跎了好幾年才考中進士，授官正七品大理寺評事，正式踏入仕途，這一年竇子偁32歲，剛過而立之年。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四月，竇子偁出任貴州鄉試官，后升戶部郎中，前往宣府督餉。這一職務是肥差，但竇子偁在任上“精心任事，不私一錢”，每年羨余高達六萬兩白銀，竇子偁一文不收，盡入府庫以為官用，朝廷特地予以嘉獎，足見他清廉淳厚。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前后，竇子偁外放擔任泉州知府。泉州與合肥人歷來頗有淵源，包拯之父包令儀曾知惠安縣，明人蔡悉也曾通判泉州府。竇子偁在任上，敢于任事，雷厲風行。道光《晉江縣志》有“咸相誡，不敢犯”的評價。 

明朝晚期，地方豪強兼并土地十分普遍，甚至敢侵吞學宮，且“據法持衡”。面對錯綜復雜的地方關系，竇子偁并未選擇妥協，他下令將豪強侵吞的同安奇江莊525畝官田收回，并將歲征銀用以備修治齋舍、祭器及賑濟貧困學子。 

泉州衛士卒的糧餉由泉州府供給，但胥吏大肆侵牟，以致士兵困苦，多有怨言。竇子偁下令“如期給之，寸鏹粒米無扣減”，泉州衛士卒的月糧終于得到了保證。 

安平縣自宋時而建的石井書院被豪富侵奪，其家奴甚至凌侮前去理論的學子。最后在秀才黃汝良等人的抗爭下，竇子偁親自出面勒令歸還書院，并要求該豪富出資修繕。之后，竇子偁還捐出俸祿修繕書院。 

為官多年，竇子偁自己的生活卻十分清貧，“從二三廬兒，取足給烹爨而已。俸錢外，矢不入官。入覲戒發，行李蕭然”，可見其高風亮節。

對于竇子偁“修學宮，清射圃，折節衿髦”的賢行，泉州百姓感念懷遠，《古今圖書集成》稱“清操大著，吏民畏而愛之”。道光《晉江縣志》稱“郡士民相率建祠生祀之，勒碑紀焉”；泉州籍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特地為其作《郡守合肥竇公去思碑記》《泉州衛散餉記》；閩人何喬遠贊譽“太守謂誰？淮南竇公也”。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戊辰，竇子偁因吏部考核優秀，升為湖廣布政使司提學副使。 

楚藩之變 

竇子偁在長沙時“置學田，修王惠橋”，同時也積極發掘諸如李若愚等地方人才。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長沙府善化縣縣學“殿堂盡頹”，竇子偁與南安知府黃洽中率領諸庠生重新修繕。但令竇子偁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件大事差點讓其命喪其中。 

同年九月，楚王朱華奎為取悅皇帝，決定敬獻兩萬兩白銀“以助殿工”。這批庫銀剛剛到漢陽府，便被以朱蘊鈐為首的楚藩宗室攔劫，時稱“劫杠案”（民間呼進貢的物品為“皇杠”）。漢陽府立即拘捕了帶頭行劫的宗犯32名（一說36名）。但出人意料的是，為首的朱蘊鈐和朱蘊訇居然掙脫枷鎖，當場將巡撫趙可懷活活打死。此時湖廣巡撫衙門外聚集了數千名手持兇器的楚藩宗室，胥吏兵丁嚇得一哄而散。在撫院衙門的竇子偁被打成重傷，另一名副使周應治則更加倒霉，被扒光衣服一通亂打。宗人劫出32名案犯，將撫院收繳的皇杠重新搶走后，又包圍布政使司衙門索要庫銀，漢陽府為之大亂。 

此時除右參政薛三才與按察使李燾在各自衙門堅守外，其余官員及家屬皆四散逃避。正在荊州巡視的湖廣巡按御史吳楷，得知消息后緊急奏報朝廷，并率人趕回府城控制事態。竇子偁等人被藏匿民間而得到救治，周應治由于傷勢過重又斯文掃地，事后致仕歸鄉。首輔沈一貫將這一惡劣事件定性為起兵叛逆，等同于正德年間的“宸濠之亂”，決定動用軍隊“平叛”，命鄂境嚴兵戒備。附近地區因而哄傳楚宗室“稱兵謀逆”，人心驚惶不安。鄖陽巡撫胡心得等人甚至集結兵馬，請求會師進剿。于是，一件宗室刑事犯罪案件被人為擴大成“謀逆”。 

盡管竇子偁差點被瘋狂的楚藩宗室活活打死，但是其為防止事態擴大牽連無辜，于是上疏“憫楚宗人冤，馳疏請雪”，希望不要牽連無辜，不要擴大事態。湖廣按察使李燾也堅持上奏懇罷五路官軍，積極勸說宗藩，只派出胥吏就控制了局面，出兵之舉至此取消。竇子偁的舉動觸怒了想通過劫杠案打擊楚黨的浙黨領袖、內閣首輔沈一貫，“忤權相弗避”的竇子偁最后升為福建布政使司參政，被調離湖廣。

《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竇子偁本傳。

 浙閩之終 

竇子偁之后的仕途，一直在各省間來回奔波。先從福建右參政除為江西右參政，屁股沒坐熱又改山東右參政。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改浙江按察使，之后升為布政使。竇子偁在浙江任上，“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 

竇子偁在參觀西湖時捐資修繕了與虎跑相提并論的涌泉禪寺（今理安寺），重新修繕海寧縣的義民倉，并為余杭縣儒學發銀四十二兩，贖買田七畝，坐落于下湖壩為縣學使用。在此期間，其著作《敬由篇》也在浙江付梓面世。 

但堅守道德與廉節的竇子偁很快在浙江也待不下去了，原因是有人按照慣例將賦稅“羨余”送給他，竇子偁勃然大怒，斥責道：“朝廷方憂乏餉，安得羨余！若輩敢污吾地耶？速去！毋以身試法！”命令仆人打水，親自洗地數次后才止。竇子偁不肯同流合污的做法影響到了不少官員的利益，于是為人所構陷，只好稱病準備致仕，但由于清廉“歸裝不能辦”，數月后起復，任福建右布政使。 

當時福建海防乏銀，竇子偁設法籌措，“預放六月軍糧，潛弭荒變”，成功為當時御敵海寇的福建解決了一時之需。但流年不利，福建市舶司內官高寀胡作非為，虐民甚慘，甚至里通外敵。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其在福建激起民變，數千百姓直接包圍了衙門。 

袁一驥曾先后五次上書彈劾高寀，所以他懷疑民變就是袁一驥在背后主謀，于是帶著兩百多士兵劫持了袁一驥。聞變之后，竇子偁立即趕往巡撫行轅，也許是擔心高寀做出過激舉動，他在節鎮坊徘徊不前，沒有及時參與營救工作，后為袁一驥所記恨。 

很快，竇子偁因京察被斥，決定辭官歸鄉，數年后郁郁而終。竇子偁去職，時人感慨其“清介絕俗，所至有聲，為江北人士之冠”。 

竇子偁是合肥竇氏家族十三代中官職最高者，一生為官清廉耿介，不肯阿附流俗，其道德、品行、操守堪稱風氣日下的晚明官場的一股清流。 （楊義安 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