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1777）現在的名氣確實不小，可是，在200多年前，他卻是相當可憐的人：29歲中秀才，40歲中舉，此后，連續多科的京城會試都參加了，但次次落榜。他憑著鉆故紙堆的功夫，在考據尤其是天文、算術、音韻、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終于躋身《四庫全書》纂修館，經乾隆皇帝特許，會試免試，直接參加殿試，最終才撈了個“賜同進士出身”的三甲進士——就是這樣一位“享受同等待遇”的進士，是怎么成為一名思想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的？他到底有哪些新的創見？ 

戴震紀念館內的戴震塑像。（位于黃山市屯溪區）

牌坊下的累累白骨 

戴震生活在清代徽州，程朱理學的意識形態在這里根深蒂固。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敕令大學士李光地主持編纂《朱子全書》，正式將程朱理學確立為滿清王朝的統治思想，這一思想滲透到基層，便出現大力提倡烈女、節孝、忠義等民風。清政府明文規定，婦女守寡20年以上的，就可稱為“節婦”；丈夫去世后，跟著一道去死的稱“烈婦”；還沒有成婚、只是訂婚，未婚夫去世后，未婚妻隨之自殺的，稱“烈女”。凡此三種，由官府給予表彰，并可申請樹立貞節牌坊；家族可享受減免賦役的待遇。在這種政策下，出現有的男丁去世后，家族直接逼迫女子自殺的現象。當然，也有女子被洗腦后，主動“嚴格要求自己”殉葬的。 

在徽州，“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為婦孺皆知的名言。據道光三年（1823）編纂的《休寧縣志》記載，清朝以前該縣有記載的節婦烈女有498人；到清朝，僅至道光三年便達2191人。明清兩代，歙縣被旌表的節婦有65000余人，其中守節（即守寡）時間最長的，要數乾隆年間汪庭瑞的妻子王氏，她12歲開始守寡，直到95歲去世，守節83年。她死后，朝廷特賜貞節牌坊以示表彰，牌坊上書“貞操”二字。 

徽州的村頭巷尾，到處是貞節牌坊。戴震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出門、出村，抬頭就見這些牌坊。這一座座牌坊下面，實際上是一堆堆貞節婦女的白骨，是理學意識形態的殉葬品。那么，理學到底是怎么回事？戴震的鉆研角度，絕對有別于前人。 

“由詞通道”的學風 

一天，戴震向先生請教《大學章句》“右經一章”，戴震問：“憑什么知道有些章句原本是孔子的話、而由曾子轉述的呢？又憑什么知道原本是曾子的話、而由他的弟子記錄的呢？”先生說：“這是朱熹說的。”戴震又問：“朱熹是什么朝代的？”先生說：“宋朝。”戴震問：“宋朝與周朝相隔幾年？”先生說：“兩千年。”戴震又問：“那朱熹是怎么知道的呢？”先生無言以對。 

打破砂鍋問到底，這是戴震剛剛讀書時的特點。此后，他開始研讀《說文解字》，這進一步加深了他的這一特點，因為《說文解字》是從每一個漢字的結構說起，從字形出發，追溯造字源流，探求字的本義，然后，以形歸類，講述一串字形結構相關的字，比如“女”，最初是一個女子垂著交叉的雙手，作長跪狀，雙手放在大腿上，是個象形字；交叉在胸前的雙手之間，特別加上兩點，突出女子發育成熟的乳房，這個字，就是母親的“母”。然后，以“女”為偏旁，放在房子（寶蓋頭）下面，就是“安”，意即處在屋子內的女子是安全的；“女”的頭上有“辛”，構成漢字“妾”。辛，是刑具，引申為罪犯。妾的最初意思是有罪的女子；“女”字右邊有“帚”，便會意成“婦”（婦）……用這種方式來啟蒙一個年輕人的學習，比較容易造就其尋根究底的學風和習慣。 

從十六七歲開始，戴震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攻讀《說文解字》，逐漸形成了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的習慣。這種習慣，是消除讀書“不求甚解”之良方。 

乾隆七年（1742），戴震與江永相遇。江永（1681-1762）是清代皖派經學研究的先鋒，當時已頗有名氣，“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大贊戴震所著的《籌算》《考工記圖注》等為“奇書”。 

戴震為什么盛年如此博學？戴震在給友人是仲明的書信中透露說：“由字以通于詞，由詞以通其道。”以字為根基，由字到詞，由詞到道。道，即理。這種研究之道，完全是《說文解字》的體例痕跡。 

對“以理殺人”的揭露 

讀懂字義，是弄清詞義、語義的前提。戴震的學業不斷得到當時大咖級別人物的肯定，原因是他從最基礎的字義開始推究詞義，并有“驚奇”發現。 

當時的大紅人紀曉嵐在北京見到戴震時，戴震僅僅是個秀才，紀曉嵐對他的評價是：“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以是求之古人之遺經，發明獨多。”眾所周知，紀曉嵐是乾隆皇帝身邊的大學者、后來編修《四庫全書》的總纂官，他對戴震如此評價，影響之大，自不用說。 

不久，戴震遇見吳派經學代表人物惠棟。惠棟是乾嘉學派創始人。戴震與惠棟相談甚歡，戴震提出“《經》之至道者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者……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小學，即文字學。戴震認為，字、詞之義，直接通往古圣賢之心。反言之，不精準理解字、詞之義，是無法談論古圣賢思想的，尤其是最后一句“鑿空”之說，可謂晴天霹靂！被讀書人奉為經典的儒家圣賢之書，居然是后儒“鑿空”為之，即以自己的“意想”之文為經！ 

在戴震眼皮底下，單單徽州一地出現那么多節婦烈女，真的是古代圣賢提倡女人們這么做的嗎？戴震讀了《孟子》之后，發現根本就不是這回事。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二十四日，他完成《孟子字義疏證》的寫作之后，告訴他的弟子段玉裁：“古賢人、圣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為理也。” 

這一說法，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經典儒家學術著作中，明明記載著古代圣賢“體民情，遂民欲”的言詞，是“今人”曲解、罔顧古代圣賢之言，以自己的“意見”來附會經典著作，“以意見殺人”，“以理殺人”！他借孟子著作，闡述“理”與“欲”是統一的，適當滿足“欲”，這就是“理”。這與程朱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欲”是水火不相容的。這無異于一桿鋒利的標槍，刺向程朱理學！ 

戴震在完成《孟子字義疏證》之后，就準備離開北京。可當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就驟然病逝了。 

戴震的新思想，是他研究古代圣賢經典著作時的“新發現”，是對程朱理學的徹底批判。他的學風開了乾嘉學派之先河，這與當時清朝統治階級的意愿并不完全違背，因為乾嘉學派就是考據學派，為一個字、一個詞的考證，引經據典，洋洋灑灑上萬言者，這樣可將知識分子的精力引入故紙堆，對社會穩定有利，但一味否定清朝統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學，對社會秩序的穩定又存在不利的一面，所以，當紀曉嵐等本來對戴震學術予以激賞的人看到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之后，紛紛提出批評意見，這就不難理解了。 （豐吉 張瑞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