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桐城六尺巷負載的禮讓、貴和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輿論效應向海內外傳播，顯示出禮讓、貴和精神強大的生命力。當然，以和為貴，從來都是雙向的：張家有顯赫的家勢，也有超然的境界；如果吳家沒有相應的格局與姿態，顯然也是很難得到“和”的結局的。張英“讓他三尺又何妨”，是一種精神境界，沒有窮究是非。吳家呢？也把權屬、是非擱置一邊，你讓，我也讓，終于讓出了一條“六尺巷”，讓出了人心的一片新天地。相對而言，張家的故事，人們了解的已經不少。今天，我們來說一說同樣有意義的吳家故事。 

《麻溪吳氏族譜》中關于張英父親張秉彝系吳氏應耀女婿的記載。

《史記》“第一世家” 

眾所周知，“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共三千多年歷史，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的地位極高。《史記》一共130篇，起首是專記歷代帝王政績的12篇“本紀”，其次為記載諸侯、勛貴興亡的30篇“世家”，另有70篇“列傳”、10篇“表”、篇“書”。世家“第一篇”，你知道說的是誰嗎？不是后來的趙錢孫李，而是“吳太伯”。 

《論語·泰伯篇》說：“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即太伯，指吳太伯。孔子說，吳太伯稱得上具有最高道德水平的人了，多次把君位讓給季歷，老百姓不知道怎么贊揚他才好。“三以天下讓”，這是吳太伯被列為“第一世家”的原因。 

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季子季歷。古公亶父為姬姓。按照周人傳統，君位繼承為嫡長子制。而太伯和仲雍都知道弟弟季歷的兒子——昌很賢能，古公亶父也十分器重這個孫子。為了能讓君位傳給賢能之人，太伯和仲雍便離開岐山，據說到了現在的寶雞，這樣，父親去世后，君位能順利傳給季歷，再由季歷傳給昌，這就不成問題了。 

可是，古公亶父去世，按照周人禮制，太伯、仲雍當奔父喪，回到岐山。辦畢喪禮，季歷請兄長太伯繼位，太伯堅辭，與仲雍出奔荊蠻，剪去頭發，身上刺字，所謂“斷發紋身”，以示“不可用”，目的是讓位于季歷。最終，季歷繼位。后來，季歷的兒子昌也順利地接替了君位，他就是姬昌，即周文王。太伯、仲雍所去的“荊蠻”，在今無錫、常州之間，太伯命名此地為“句吳”。當地人仰慕太伯的節義，都追隨于他，尊奉他為“吳太伯”。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及司馬遷所說的“三讓”，是指多次禮讓，“三”，并非實指。 

吳太伯也成為天下吳氏始祖，吳氏世代銘記他的禮讓品德，將禮讓作為處世、立族的根本。而桐城六尺巷里的吳氏，來自于延陵吳氏，是吳太伯后裔。 

桐城西街的“延陵巷” 

吳氏稱“王”，始于吳太伯第十九世孫吳王壽夢。吳王壽夢有四個兒子：諸樊、余祭、余眛、季札。吳王壽夢想傳位給第四個兒子季札，季札一如先祖太伯，堅辭不受，于是長子諸樊成為君位繼承人。服喪期滿，諸樊讓位給季札，季札還是拒絕。吳國人堅持要季札做國君，季札干脆放棄眼前的一切，去荒郊野外耕地為生，吳國人這才作罷。 

兄長掌國期間，季札被封于延陵（今常州），因此，史稱季札為“延陵季子”。后來，吳國攻占州來（今淮南市鳳臺縣北），又將州來封給季札，因此季札又號“延州來季子”。吳國至夫差時亡國，族人不斷外徙，從此播遷天下，但溯其祖源，不論哪一支，多以“延陵”或“至德”為堂號。延陵，來自地望；至德，來自孔子的稱贊。宋末，來自安徽休寧長豐的吳恩光，遷居樅陽縣錢橋鎮麻溪河畔，成為麻溪吳氏一世祖。至明代，麻溪吳氏有人遷入桐城西后街延陵市一帶，稱“西門”，顯然，“延陵市”是西門來了吳氏之后才有的名稱。昔日桐城的“延陵市”，就是現在的桐城延陵巷，吳家人開始與相府——張英、張廷玉家相鄰。 

可見，吳氏落籍于桐城前，祖上已經屢有讓國之先例。禮讓，早已成為吳氏骨子里的素養。 

明朝時，桐城延陵巷出了不少吳氏名人。據麻溪吳氏第26世孫吳祖煜先生稱，明清兩代，麻溪吳氏共出進士14位，尤其是麻溪吳氏十世祖、明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吳一介，后官至河南右布政使。吳一介（1524-1576）歸鄉后，在家鄉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兩件被載入桐城地方志：一是他倡建了六里“磚砌城墻”。此前，桐城有縣無“城”，縣城防衛及治安很成問題。自從有了城墻，縣城面貌大變樣了。為此，桐城人為他立祠紀念；二是他在桐城西門建起了家族標志性建筑疊翠樓。 

位于六尺巷北吳府內的疊翠樓今貌。（吳萍攝）

既是近鄰，也是近親

在桐城，流傳著吳氏“一門三進士，三房兩外孫”的說法。此話怎講呢？一門三進士，是指吳一介、吳一介的兒子吳應賓、孫子吳道凝，三人均考中進士。三房兩外孫，三房，指麻溪吳氏東一股輔三房；兩外孫，一是吳應賓外孫方以智，二是吳應耀外孫張英。 

這里，再詳敘一下“吳應耀外孫張英”。吳一介有個弟弟吳一中，吳應耀是吳一中的兒子；吳應耀的女兒，嫁給了張秉彝，張秉彝是張英的父親，即吳應耀的女兒是張英的母親；吳應耀是張英的外公。張秉彝的妹妹、張英的姑姑，又嫁給了吳道謙，吳道謙是吳一介的孫子。可見，張家鄰居吳氏，既是張英的外婆家，又是張英的姑父家。 

《麻溪吳氏宗譜·居家節要·序》中說，若鄰里發生糾紛，“事竣，仍令相好如初。若兩造庭獻，如辱先人，雖勝亦屈矣”。在吳氏族人看來，若不能禮讓相處，以致對簿公堂，雖勝猶辱。 

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張英致仕回到桐城。此時，“六尺巷”的故事已經發生，因為張家“千里修書”到京城求援時，張英尚在朝中為官。張英回到家鄉時，張吳兩家早已言歸于好，這有吳祖煜先生提供的《麻溪吳氏族譜·張英序》為證。 

該“序”寫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張英歸籍的第三個年頭。這一年，麻溪吳氏纂修族譜，讓曾身為宰相、退休在家的“外孫”寫序，當然再合適不過了。張英在該“序”中稱：“吾邑稱德行者，必以麻溪吳氏為最。”想必張英對母親娘家自古以來“以國相讓”的歷史是清楚的。張英在“序”中還說：“吾幼奉母訓最嚴，亦熟悉于外家事。”進一步說明他對吳氏家事的了解。 

由此可以想象：鄰里均為官宦世家、世代縉紳，如果為了一條逼仄的小巷鬧起糾紛，豈不貽笑天下？正因如此，宰相張英根本就不需要弄清是非，勸說家人“讓他三尺又何妨”。吳家呢？同樣如此，族譜家訓中就是這么說的。從親戚角度說，肥水不流外人田；從鄰里角度言，數年一過，物是人非太平常了，有必要計較這“三尺地”嗎？放眼歷史長河，“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更沒有必要讓自己的心眼鉆進這條逼仄的小胡同了！ （豐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