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順治帝去世突然，時年24歲。臨終時，他聽從了傳教士湯若望的建議，確定年僅7歲的兒子愛新覺羅·玄燁為皇位繼承人，原因是玄燁已得過了天花。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16歲時，在太皇太后的協助下，智擒鰲拜，真正掌握了朝政。桐城張英自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充任日講起居注官，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28年，一直跟隨在康熙身邊，侍從顧問，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信任。張英在政治、軍事等方面，并無特殊建樹，對此，人們自然會發問：張英是憑什么取得康熙皇帝信任的？ 

張英像

榮選“記注官” 

張英（1637-1708）是在康熙六年（1667）考取進士的。這一年，張英30歲，康熙13歲。作為考生，張英比殿試考官——康熙皇帝大17歲。張英被錄取為二甲第四名——總排名第七，成績算是很優秀的。緊接著，張英被選為庶吉士。 

在清朝，庶吉士是進士中的優秀者，他們將被安排在翰林院讀書學習，由翰林院學士充任講官。庶吉士在翰林院的學習時間為三年。結業時，需要通過嚴格的考試，按照考試成績優劣，庶吉士被分別授予六部主事、知縣等官職。 

張英被順利選為庶吉士，然而，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他的父親去世，按照朝廷規定，他回鄉服喪三年，結束返回朝廷，仍為庶吉士。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皇帝親自主持由32名庶吉士參加的滿文考試，張英名列第二，被授翰林院編修。而恰在此時，起居注館缺少人手，張英被推薦充任日講起居注官，成為皇帝的講官。從此，張英走近康熙皇帝，開始了他伴君28年的非凡生活。 

日講起居注官，本來是兩個不同的職務：日講官和起居注官。日講官，是順治皇帝時設立的。顧名思義，每天給皇帝講授儒家經典《四書》《尚書》《易經》《詩經》以及《禮記》《資治通鑒》等。順治皇帝開設的“日講”，成為清朝皇帝學習漢學的重要渠道。 

康熙九年（1670），開始設立起居注官，并專門設置起居注館。起居注官（簡稱“記注官”）的主要職責，是記錄皇帝坐朝聽政、朝會、宴饗、祭祀、重大典禮、審核囚犯死刑、拜謁祖陵、出巡狩獵等重大活動，相當于“每日言行錄”。記注官由日講官兼任，因此合二為一，稱“日講起居注官”。記注官每年將記錄資料匯集成冊，藏于內閣，成為清朝歷史檔案，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可見，日講制度只是針對皇帝的。在清朝，康熙朝日講時間持續最長。從可見的記載檔案看，自康熙十年（1671）四月開始，到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為止，日講總次數近900次。起初，日講是隔日進講，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初七，康熙說：“人主臨御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為先務。朕聽政之暇，即于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為未足，嗣后爾等須日侍講讀。”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日講由以往的“隔日講”成為名副其實的“日講”。 

入值南書房 

康熙稍長，已經養成了很好的讀寫學習習慣。隨后，他又說：“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并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于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侍從交流。”這已經不僅僅是尋找講官了，而是要選擇德才兼備的“顧問”。 

為此，內閣會同翰林院推選出人品敦厚、學識淵博者若干名，然后皇帝結合這些推薦意見和被推選者在翰林院的考試成績，自己作出最后選擇。大學士們對張英的推薦意見是：“張英為人厚重，不干預外事，補授此缺十分合適。”這樣，張英（還有高士奇）被選進南書房。 

南書房最初是康熙皇帝的讀書處，位于紫禁城乾清宮西南。進入南書房的侍從（也叫“行走”），主要是陪侍皇帝賦詩撰文、寫字作畫，有時也起草詔令。隨著張英、高士奇等入值南書房，這里便成了皇帝特聘文學侍從的值班室。 

當然，南書房不僅僅是皇帝與文臣的文好雅玩之處，因為它還兼具顧問之責，因此也逐漸成為皇帝與文臣密謀重大朝政的地方，從而成為皇帝的機要機構。南書房侍從雖然官階不高，但地位重要。后來，隨著軍機處的出現，它的地位才開始下降。從康熙十六年（1677）開始設立，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撤銷，南書房總共存在221年。　　之所以將文臣顧問選進南書房，康熙皇帝是這么考慮的：“若今仍住城外，則不時宣召，難以即至。”即只有這樣，才能隨叫隨到，以備及時顧問。稍后，康熙皇帝還在這里接見大臣、處理政務，從而不動聲色地收攏了權力，并有效地籠絡了滿漢知識分子。 

張英入值南書房后，為了“隨時應答”，被賜居西安門內，成為第一位以詞臣身份住進紫禁城的人，可見康熙皇帝對他的信任。 

張英讀書照

因勤謹獲信賴 

張英等尚未入值南書房時，康熙皇帝對內閣和吏部有專門交代：在銓選各地巡撫等官時，不要考慮南書房侍從。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內閣和吏部在調整巡撫一級的官員時，極有可能會考慮到南書房侍從；二是康熙皇帝不同意內閣和吏部從南書房調走侍從，言下之意，他對南書房侍從的前途自有安排。 

張英、高士奇首次進入南書房，康熙皇帝就有這樣的告誡：“選伊等在內供奉，當謹慎勤勞，后必優用，毋得干預政事。伊等俱系讀書之人，此等緣由雖然明知，著仍恪守朕諭行。”即只管好好干事，不要干預政事，遲早會有“優待”；你們雖然是讀書人，能明白朕的意思，但仍然要記住朕的話，按照朕的指示辦事。 

果然，高士奇后來因為“攬事招權，以圖分肥”而遭御史彈劾。張英呢？“供奉內廷，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謹可嘉。始終敬懼，有古大臣風。”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康熙命吏部授張英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康熙三十八年（1699），將張英提拔至相位，任命其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進入一生仕途的高光時刻。 

在生活上，康熙皇帝對講官也非常關心。他曾說：“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常不輟講，翰林官員每次隨從，俱系遠離家鄉，京城毫無資產，不免艱苦，殊為可念，嗣后扈從講官所用賬房及一切應用物件，酌定數目，由內給與。”用費、住處、生活用品等，均由內務府安排。 

除了日常生活，平時遇到特殊情況，康熙皇帝對講官們也有牽掛。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初六，天氣陡涼，康熙皇帝吩咐賜予滿、漢講官每人貂皮50張、表里緞各2匹。康熙曾說：“朕政事之暇，唯好讀書。始與熊賜履講論經史，有疑必問，樂此不疲。繼而張英、陳廷敬等以次進講，于朕大有裨益。” 

張英以謹慎、忠誠博得康熙皇帝的信賴，從日講起居注官開始，先后出任侍讀學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直至入值南書房，始終侍奉在康熙皇帝身邊。 豐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