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間，朝廷要員、有“合肥相國”之稱的李天馥熱心獎掖后學，樂于發現和舉薦人才，時人贊譽其“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墻半列卿”。（《漁洋詩話》）王晫《今世說》稱其“著述自豪，讀書不輟，好賢下士，海內仰為人宗”。文壇領袖王士禎亦謂之“卓然為本朝一大宗不疑”。（《容齋千首詩》序） 

在李天馥眾多弟子門生中，比其年長十二歲的毛奇齡顯得比較特別。毛奇齡（1623－1716），字大可，號西河，浙江蕭山人，清初著名學者。身處明清易代的特殊歷史時期，毛奇齡經歷坎坷，閱歷豐富。李天馥與毛奇齡的交往，既體現了二人的師生之誼、朋友之情，也突顯出李天馥熱衷于為朝廷選拔人才以及當時的博學鴻詞（又稱“博學鴻儒”）科對民間士子的影響。 

“不可以失是人” 

毛奇齡生性穎悟，十五歲即入縣學為諸生（秀才），與其兄萬齡并有文名。他在明代生活了二十多年，具有心懷故國的遺民情結。明亡不久，毛奇齡參加抗清組織，失敗后逃禪為僧，藏匿八年。復以文學游食四方，負有盛名。康熙十八年（1679）以薦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修史議禮。康熙二十四年（1685），乞假歸里，專意研經著書，從學者日眾。平生著作多達一百七十余種、四百九十多卷，《四庫全書總目》稱其“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在詩、文、詞、戲曲、繪畫、書法、經學等諸多領域皆有一定的造詣。 

毛奇齡個性狂傲，好為駁辯。曾因遭怨家忌恨被誣告殺人，為躲避追捕，改名流亡十余年。李天馥與毛奇齡結識，與博學鴻詞科開考有關。 

滿族統治者是以武力入主中原的，清朝初年，各地反清復明活動持續不斷。從“三藩之亂”“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的嚴峻現實中，康熙皇帝認識到文治對于平息反抗情緒、穩固長久統治的重要作用。為了緩和民族矛盾，進一步穩定社會秩序，爭取漢族文士的認同，清廷在定期的科舉之外，于康熙十八年（1679）首開博學鴻詞科試，征召天下名士，頗有“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意。 

苦經戰亂，人心思定。博學鴻詞科的開設，既是滿族統治者延攬人才和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手段，也是清廷對讀書人的一種禮遇和安撫，具有重要影響。 

毛奇齡《制科雜錄》有記：“予甫至京，閣學李合肥師補薦予，曰：‘予不可以失是人也。’即邀予主其家。”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毛奇齡趕赴京都應征博學鴻詞，李天馥舉薦之，并邀其主家。次年三月，五十七歲的毛奇齡以二等第十九名被錄取。五月，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 

對于曾有反清行為、履歷復雜的毛奇齡等人，清廷展示出寬容的姿態，不計前嫌，錄為我用。此類舉措，迎合了某些文士吃“軟”不吃“硬”的性格，起到了化解對立情緒、收服人心的效果。朝廷的政策，向來是通過官員們的具體言行來落實的。李天馥“予不可以失是人也”之言，既表現出以大臣身份堅定執行朝廷“文治”政策的忠誠敬業，也體現出其作為傳統士大夫所具有的禮賢下士、愛才惜才的人格魅力。 

顯然，從四處逃難到躋身廟堂，從漂泊不定到成為文學侍從之臣，歷經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毛奇齡感受到來自朝廷的“美意”與李天馥可貴的知遇之情。 

“東堂學士愛才賢” 

毛奇齡客居李宅期間，李天馥盛情款待，與其平等相處。他們詩酒唱和，談經論道。 

在七言排律《戊午九月，予謬以入薦赴都奉謁李學士，蒙賜晉接兼屢有請召陪侍宴集，謹賦長律一十六韻志謝》中，毛奇齡寫道：“東堂學士愛才賢，蟠木何曾有物先。時接豎儒鰲禁外，晚開高閣帝城邊。買臣無復將車興，曼倩剛逢待詔年。失學偶膺三府辟，空群竟遇九方歅。”詩中，以早年落魄、后來得到漢武帝重用的西漢名臣朱買臣與自薦后待詔金馬門的西漢文學家東方朔（字曼倩）代指應征的民間士子，以舊時受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府署征召得到任用以及春秋時期被伯樂推薦的九方皋（別名九方歅）相馬之典，意為幸遇李天馥等慧眼識才的朝中“貴人”。 

“禁曙初融凍，城春已放妍。堆山斜作練，著檻細流鉛。獸撤含灰凹，鴉翻落糝圓。南鄰追勝屐，望盡白毫顛。”這是毛奇齡所作的七絕《長安春雪初霽，飲閣學李夫子宅，分詩牌集字，同顧二舉人、魏大員外》。據其所記：“李閣學夫子宅，每翻韻牌作詩，值雪霽集飲，洵手拈一版，偏值‘雪’字，已作‘翠嶂云俱合，平橋雪未干’句。會丹壑詩早成，坐客驚視，皆閣筆。獨強予成之。”（《詞話》）丹壑，即李天馥長子李孚青，其時十六歲考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才華過人者，往往個性很強。在李天馥宅，毛奇齡與人稱“關西夫子”的李因篤論辯韻學，因意見不合發生爭執，甚至揮拳動手。可能是李天馥從中勸和，雙方并未記恨結仇。次年，李因篤舉博學鴻詞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后，因母病辭歸，毛奇齡以五言古詩《送李檢討予養還山》（三首）相贈。由此，可知古時名士的性情與品行，也顯露出李天馥的寬厚與威望。 

李天馥文才出眾，地位顯赫，在清初文壇頗有影響。對于毛奇齡等后學的相關著述，他慨然作序，熱心推介。 

毛奇齡的十二卷《古今通韻》卷帙繁重，后隱括其議論之尤要處，略為《韻學要指》。李天馥為之作序時，強調“欲以聲律之學，探本窮源，蓋其難也”，稱此書“自三古立均，太師造韻，以及后儒之審聲，末季之分部，凡夫冬、鐘、支、脂，時析時并，古韻律韻，以通以葉，皆能溯其所始而究其所終”。 

在《西河合集》卷首，有“文淵閣大學士兼四部尚書合肥李天馥”撰寫的《領詞》。這篇序言寫道：“因回思當日，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冊，所至籝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言論滔滔。其不可及一。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其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經曲、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辯。其不可及三。至此集，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稱“有臣如此，是亦一代文儒，可以少報主知矣”。據胡春麗《毛奇齡年譜》，此序起初為《西河文選》所撰，寫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朝霞友人李天馥題”落款，不以先生自居。通讀這篇序言，賞識之心，贊譽之意，知己之情，盡在筆墨之中。 

此類交往，體現了儒家所推崇的“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主張。 

“不當弟子列” 

康熙三十二年（1693），李天馥因生母瞿太夫人離世，回合肥守制。次年春，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毛奇齡遠赴合肥，前往探望恩師，李天馥非常感動。 

在五言古詩《毛大可來廬書贈》中，李天馥描述了“淫雨激哀湍，淙淙泥戶閉”之時，毛奇齡“手持誅刺來，千里慰缞绖”，談到其“固窮獨詩工，多忤常宦拙”“囊澀小奚驕，舍冷都養撤”，最后感嘆道：“何必先生賢，不當弟子列。相贈惟以言，詰朝歸西浙。”字里行間所流露的，是情真，是言直，是坦誠，是謙和。毛奇齡評曰：“詩工，宦拙，囊澀，奚驕，即使大可效青蓮自行供逍然，亦不過如是。是之謂真知己。” 

毛奇齡在墓園陪侍期間，李天馥讓其抄錄編匯自己的三四千首詩作，刪存千首。《容齋千首詩》編定后，毛奇齡為之作序，并予以點評。 

在《容齋千首詩》序中，毛奇齡的某些贊頌之言難免有過譽之處，但是，其對李天馥“以公忠行其學，淡泊明其志。每下直，蕭然齋閣，丹黃圖史，羅列左右，手不停披，而口不絕吟”，及其“力以倡興古學、扶進人才為己任。單門寒俊，叩戶請業，公虛懷延接，獎借成就，孜孜不少倦”等方面的描述，樸實真摯，言之鑿鑿，與史料記載相吻合，讀后令人感慨。 

李天馥長子李孚青也是著名詩人，其詩集《野香亭集》刊刻之時，毛奇齡亦為之作序。 

清初詞家陳維崧有云：“古說感恩，不如知己。”顯然，毛奇齡對于李天馥的敬重與感激，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或許，因為心悅，所以誠服。 李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