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光十九年（1839），時年48歲的龔自珍，未帶妻兒匆匆離京，只雇兩車，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到了通州之后，龔自珍乘船沿京杭大運河南下，先到揚州，又經(jīng)淮陰、鎮(zhèn)江到達杭州。路途之上，龔自珍心情悲憤，脧巡那些不知悲傷的人與物，心中滿是沉郁和憂傷。想到世事的窮途末路以及襤褸粗陋、形銷骨立的百姓，龔自珍禁不住潸然淚下。每有感發(fā)，龔自珍都會延續(xù)數(shù)十年的習(xí)慣，提筆在紙上記錄，再將詩句投進隨身攜帶的竹簍，待有閑暇再整理成詩文。在鎮(zhèn)江一家道觀憩息之時，道長請龔自珍撰寫“青詞”，即用朱筆在青藤紙上寫下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將的符箓。龔自珍略一思考，當(dāng)即奮筆疾書“九州生氣恃風(fēng)雷，萬馬齊喑究可哀”，如此白紙黑字，將道長嚇了一跳，冷汗都冒出來了。龔自珍轉(zhuǎn)而變得清醒而警覺，不動聲色地接上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圍觀的人這才放下心來，稀稀拉拉地?fù)粽平泻谩＿@一首“青詞”后來收入《己亥雜詩》，序號為第125首，被認(rèn)為是龔自珍最著名的一首詩。 

撂筆之后，“狂人”龔自珍心有不甘，他的初衷本是想大膽揭露朝廷和社會的腐敗和落后，可怎么到了最后，就變成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了呢？應(yīng)該還是自己怕了，筆尖軟了下來——其實哪是“降人才”的問題呢？社會如此黑暗，滿人自私自利，漢人麻木不仁，已明顯阻礙社會發(fā)展了。郁郁寡歡中，龔自珍從鎮(zhèn)江趕到杭州，見到了在杭州主持紫陽書院的老父親龔麗正，述說了自己的相關(guān)情況。年過古稀的龔麗正沒有責(zé)備他，只是嘆了口氣，讓兒子回昆山住地休息一陣。龔自珍在給母親和發(fā)妻掃墓后，又乘船回到了昆山“羽琌山館”。在此后的日子里，龔自珍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寫下了文章《病梅館記》，“斫其正，養(yǎng)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更加激越地表達了對當(dāng)時社會的不滿，對人性自由的呼喚。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音同庵），清代著名文學(xué)家、詩人、思想家。

二 

龔家世代官宦。嘉慶十七年（1812）年初，龔自珍父親龔麗正從京城吏部郎中的位置調(diào)任徽州知府。甫一就任，就在文風(fēng)頗盛的徽州引起了很大轟動。此中無他，因龔麗正是當(dāng)時最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大師”段玉裁的女婿，而段玉裁又是徽州籍樸學(xué)大師戴震的學(xué)生。當(dāng)是時，21歲的龔自珍也隨父母一道，來到群山環(huán)抱的徽州。春天到來之后，龔自珍跟母親一道回了吳中，迎娶了表妹段美貞，在杭州舉辦了婚禮。這段婚姻是名副其實的“親上加親”：龔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孫，新媒妻子是段玉裁的親孫女。對外孫龔自珍和孫女段美貞，段玉裁都特別喜愛。打小起，段玉裁對桀驁不馴的外孫提出的期望就是：“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愿為名士”，希望外孫走學(xué)問和科舉之途，努力為朝廷所用。婚后，年輕的妻子陪同龔自珍長途跋涉來到了徽州府所在的歙縣，“懋堂老人”還特地寫信勉勵外孫，“徽州有可師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幾也是。如此好師友，好資質(zhì)，而不銳意讀書，豈有待耶？”段玉裁所說的程易田，即徽州當(dāng)時著名的大儒程瑤田，曾與戴震一起求學(xué)于大儒家江永，在學(xué)界有著相當(dāng)?shù)奶栒倭Α６斡癫檬谴髡鸬膶W(xué)生，也一直將程瑤田看作是自己的老師。

嘉慶十八年（1813）四月，龔自珍從徽州進京城參加鄉(xiāng)試，自此開始了自己屢試不第的坎坷科舉路。在京應(yīng)試期間，留在徽州的新婚妻子段美貞因為當(dāng)?shù)卮蠓蛘`診，不幸死于家中。后來，段玉裁在給孫女寫的悼詞中傷心地寫道：“懷病于中，有庸醫(yī)誤以為娠，且半載有余始覺之，遂至不可治，至癸酉七月卒于府署。”（《經(jīng)韻樓集·龔自珍妻權(quán)厝志》）。龔自珍在京城聽到噩耗后，連忙風(fēng)塵仆仆往回趕。在路途上，失去親人的痛楚和落第的失落，讓龔自珍憂憤難平，他提筆寫了著名的詞作《金縷曲》： 

我又南行矣！ 

笑今年、鸞飄鳳泊，情懷何似？ 

縱使文章驚海內(nèi)，紙上蒼生而已。 

似春水，干卿何事？ 

暮雨忽來鴻雁杳，莽關(guān)山，一派秋聲里。催客去，去如水。 

 …… 

此闋詞中，“縱使文章驚海內(nèi)，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很快成為世間名句，為人口口相傳，自此成為傳統(tǒng)文人的“千古一嘆”。傷心欲絕的龔自珍趕到徽州府歙縣時，妻子仍未安葬。緊接著，79歲的段玉裁也千里迢迢趕到徽州，悲慟地為孫女作權(quán)厝文，又帶著龔氏父子一起專程去休寧隆阜拜謁了戴震墓。正是在這段悲憤交加意氣難平的日子里，龔自珍撰寫了自己此生最為著名的政論文章《明良論》（一、二、三、四），針對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天理教徒突襲皇宮后，嘉慶頒布的一些諭旨，大膽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明良論》篇名典出《尚書·益稷》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即論明君與良臣的重要性。在這些政論中，龔自珍將矛頭尖銳地對準(zhǔn)朝廷的棟梁，《明良論二》首句即為：“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在《明良論三》中，龔自珍描述了一幅現(xiàn)實的“升官圖”：想要進入仕途的年輕人，從三十歲開始從底層一級一級順著臺階往上爬，若是順利的話，爬到宰輔一品大臣的位子上，大概要三十五年，這時候已是垂垂老矣、精疲力竭了。他們會變得謹(jǐn)小慎微、左顧右盼、患得患失，唯恐失去自己的位置。這樣的人，還能寄望他們有什么作為呢…… 

三

也許是為了消除兒子的悲痛，分散兒子的注意力，也許是真想為徽州做點事，一段時間后，知府龔麗正召集人馬開始編撰《徽州府志》，聘請徽州名士汪龍、洪飴孫等人擔(dān)任纂修，安排龔自珍全程參與。龔自珍協(xié)助父親組建了徽州府志局，主持“甄綜人物、搜集掌故之役”，也嘗試用章學(xué)誠的“新史學(xué)思想”去治史，強調(diào)地方史著相比諸多官辦的史志，不必恪守編年、本紀(jì)、列傳、世家、表、書的體例，更應(yīng)具有歷史的真實，葆有一脈相誠的精氣神。可是這一項事務(wù)開展時間不長，朝廷一紙調(diào)令，將龔麗正調(diào)任安慶知府。一年后，又升任江南蘇松太兵備道去了蘇州。龔自珍跟著父親離開徽州時，《徽州府志》尚未修成，直到三年后才修撰完畢。可是龔自珍所撰《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等文稿，對修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龔自珍還為編纂《徽州府志》搜集了大量素材，他對修志理念的闡釋和要求，讓參與之人大受禆益。在徽州期間，龔自珍還專門去了黃山，作了九十六字的《黃山銘》，描繪了黃山的雄偉、奇異、險峻和秀麗。 

龔自珍在徽州時，住在徽州府衙旁邊的翠微樓，樓旁有一株唐代古桂樹，樹干長三丈余，虬枝嫩芽，年年吐蕊，金露凝枝，芳香四溢。當(dāng)?shù)厝艘詾檫@株古樹大有德行，尊之為“辛丈人”。龔自珍離開徽州時，特地寫了一篇《別辛丈人文》，抒發(fā)了自己對徽州的不舍之情：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為文使聽之。其詞曰：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為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停。別有妙詞，一家不名。云煙消渺，金玉瓏玲。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邃，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云暮扃。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jīng)？華開月滿，照吾留銘。 

文章匠心獨運，文采華美。在此之前，飽讀詩書的龔自珍倚仗自己的歷史經(jīng)驗，也憑借詩人的直覺和敏銳，不僅感受到了風(fēng)雨飄搖的潛在變化，還對身處的時代生發(fā)了濃郁的厭倦感。這不是龔自珍的一廂情愿神經(jīng)過敏，身邊很多飽學(xué)之士都嗅到了一股腥臭的氣息。 

龔自珍晚年之際，暴雨將至，鴉片戰(zhàn)爭即將爆發(fā)。在此之前，帝國不可逆轉(zhuǎn)地走向沒落，人性深處的自私和邪惡在恣意蔓延。社會的黑暗、體制的頑固、權(quán)力的兇狠、百姓的麻木、上層的荒謬，壓迫著有良知之人喘不過氣來。每一個正義之士都希望大雨傾盆，以洗刷這個世界的腥臭。在這種情況下，龔自珍或狂狷、或任性、或游離、或耽于學(xué)術(shù)，都可視為移情、遁世和逃避，其遭遇的痛苦、壓力和無助可想而知。也難怪龔自珍自京城回來后，一直郁郁寡歡憤世嫉俗，兩年后猝死于昆山“羽琌山館”中，時年剛滿五十歲。雖然龔自珍的死有一些旁枝斜出的說法，可誰也不能否認(rèn)這一個“狂士”晚年的失魂和絕望。

趙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