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 為什么汪曾祺先生的長子汪朗從不稱呼自己的父親“爸爸”，而是“我們家老頭兒”？為什么有著“天下第一汪迷”之稱的作家蘇北始終對汪曾祺“一汪情深”？上周六，汪朗和蘇北攜《汪曾祺全集》《汪曾祺別集》做客徽派“政屏說書”，就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展開精彩對談，為讀者還原一個真實而又可愛的“老頭兒”作家。

汪朗做客徽派“政屏說書”現場

老頭兒跟安徽很有淵源

劉政屏：先請汪朗跟合肥的讀者打個招呼吧。

汪朗：來到合肥，還是要講講我們家老頭和合肥的淵源，實際上，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第一點，他的祖上是安徽人，這一點是有家譜記載的。一般認為姓汪的都是來自皖南徽州，我們家的家譜記載，前八九代的樣子，是真正從安徽遷到高郵的，所以也可以說他是安徽人；第二點，老頭兒名氣還不是那么大的時候，《安徽文學》發表了他一篇后來非常有影響力的散文《關于葡萄》，一組包括三篇文章：《葡萄和爬山虎》、《葡萄的來歷》和后來非常有名的《葡萄月令》。《葡萄月令》被好多課本收進去了，是散文的代表作。說起這個作品的發表是有一番曲折的，外人可能不太知道，當時是他的一個幾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學，在東北的一個文學刊物當副主編，到北京找老頭兒約稿，結果文章給打回票了。正好我們一個鄰居，跟《安徽文學》有點熟悉，說要不給你推薦一下，老頭兒說那行吧，這么著就發在了《安徽文學》上，《安徽文學》的編輯非常有眼光。這次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關于葡萄》的那三篇，上面寫著：初刊于《安徽文學》1981年第12期；第三點，1989年，《清明》雜志創刊十周年，他從北京來參加慶祝活動，在合肥待了好幾天，座談會發言，還跟著組織方去皖南。在皖南跑了好幾個地方，屯溪，歙縣，也是回老家了。那次沒有上黃山，一個原因是歲數比較大了，還有就是安徽的酒太好了，山下喝了兩天酒。他酒量一般般，但喜歡喝，年輕人都去爬山了，他跟老友喝酒聊天；最后一點，安徽有個鐵桿汪粉蘇北，寫了好幾本我們家老頭兒的書，被廣大讀者評為“天下第一汪迷”。有人說他還需要努力，不然“第一”會被人奪走。

汪朗

劉政屏：你在家就管父親叫“老頭兒”嗎？

汪朗：這好像是我們家的傳統。我們總感覺叫“爸爸”太生分，而且他也沒有當爹的樣子，大家都是平等相處。我媽原來叫他“曾祺”，60歲以后改叫“老頭兒”，我們也跟著叫。后來有了孩子，就是他的孫輩也這么叫，誰叫他都答應。

劉政屏：聽說汪老做菜很有一手，是真的嗎？

汪朗：還可以吧。但他寫文章，可是比他的廚藝高出好幾十倍，可以說，他是作家里的好廚子。

呈現還算可愛的真實老頭兒

可愛“老頭兒”汪曾祺

劉政屏：據說《汪曾祺全集》編了八年？

汪朗：人民文學出版社太認真，我們都不好意思了。當時是想出一個比較好的全集，以為把明顯的錯字和失誤校勘、改正出來，大家讀得比較順就可以了。但我們沒有想到，他們強調學術性，要找到文章發表的最初出處，還要跟原稿核對，不能完全照搬。有個問題，老頭兒引用別人的話，古人的話，完全憑印象，也不查，也不留底稿，好多東西我們知道，但找不到了，等到排得差不多的時候，又劃拉出一些資料，又要重新排，耽誤很多時間。

劉政屏：這套書的價值體現在哪里？跟別集的區別在什么地方？

汪朗：增加了好多篇幅。現在說汪曾祺是60歲以后才被人知道的，實際上他20歲就開始寫東西了。里面收錄的小說有三四十篇，散文一百多篇，書信一百多封，還有劇本等。之前的全集200多萬字，這次將近400萬字。可以說，能把劃拉到的都找到了，有些很難找到的史料，以前沒有的也收進去了。別集跟全集有個區別，別集是真正的汪曾祺的研究者，特別是作品的愛好者，自發組織起來，更多的是從讀者的角度編了這套別集。篇幅大概200萬字，一小本一小本，便于讀者隨時隨地拿起來閱讀。一共20本，8本小說，11本散文，1本戲劇。現在小說都出了，剩下的近期會出齊。

蘇北手抄的汪曾祺文章

劉政屏：說到汪迷，你眼里的蘇北是怎么迷的？

汪朗：他當年想當作家，學別人都不是太容易，汪曾祺比較好學，事不大，語言也比較平實。他當年把老頭兒的作品一篇一篇地抄，從這開始他的文學夢，后來慢慢地有機會跟我們家老頭套近乎，套得比較近，都到我們家把老頭藏的最好的酒給喝了，老頭兒自己平常就喝點二鍋頭。他們聊天聊到半夜了，傳達室都把鐵門關上了，蘇北他們就翻鐵柵欄回家。

劉政屏：除了全集，你們兄弟姐妹還一起寫了《老頭兒汪曾祺》，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汪曾祺作品

汪朗：寫這個比較偶然，我們家三個都不是搞文學創作的。我的大妹妹，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她認識的熟人在人大出版社，想出一套追憶叢書，就是名人家屬寫親人的。我妹妹跟老頭兒感情深，先寫了一部分，也就是書中的第二部分，我覺得散了點，是零散的回憶。因為我是搞新聞的，就從新聞角度把老頭兒整個勾勒一下，我們根據了解的老頭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描述，補充成了第一部分。當時也有一個想法，看了很多所謂的傳記，這是我們家老頭嗎，那么高大，那么不食人間煙火。我們想呈現不算高大，還算可愛的真實的老頭。事先也沒有溝通，就這么寫下來的。人大出版社出了，后來中青社也要出，再出的版本，我的女兒，妹妹的女兒也寫了，兩代五個人都參與了。我們寫著玩，大家看著玩，這書看著不累。

老頭兒的教育方式很寬松

“政屏說書”主持人劉政屏

劉政屏：作為兒子，說說你心目中的父親吧？

汪朗：老頭兒心里對我們都有評價，他對別人說過一句話：我們都不是嗑文學這棵樹的蟲子。他認為搞文學創作是要有天分的，雖然說的是別人，其實我們心知肚明，我們也不是這塊料。但我們有一定的鑒賞能力，知道什么好。他的點撥不刻意，讓兒女自己發展就完了，屬于放養型的，不管不顧。在這樣一個大的熏陶環境下，我們幾個長得也很健康。

劉政屏：對孩子這么放松也是很不容易的吧？

汪朗：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因為過于寬松的家庭環境，向來沒把他當回事，他在我們家排序一直是最后的。就是文學地位很高，家庭地位很低。我們沒什么壓力，本本份份就好。我妹妹一直是好學生，小學有一個學期學習不上心，期末考了個64分，老師對她有更高的期望，就說她這次是猴子坐滑梯，一出溜到底了，回家肯定交代不了。結果卷子交給老頭簽字，老頭一笑，二話不說就簽字了。正好那天我媽沒在，不然肯定要管。老師問她挨揍了沒有，挨罵了沒有，答沒有。老師奇怪了，怎么還有這樣的家長。把簽名看了半天說，原來你爸不是你親爸，你爸簽的“曾祺”，你姓汪，你爸姓曾。毛筆字簽名，不寫姓氏，這是他的習慣。老頭兒認為，小孩，其實他有好勝之心，不是一定要又打又罵的，讓他明白，自己改正效果更好。

汪曾祺簽名

劉政屏：你說父親之前不出名，出名的時候你們也長大了，現在還看父親的作品嗎？

汪朗：我什么都看，但沒有說特別喜歡哪一篇，因為他的作品總體比較平穩。《受戒》每次看都很順，很美。還有就是他的筆調輕松，對小人物的同情，對愚昧的輕微諷刺，尺寸拿捏得特別合適。

劉政屏：因為他都是手寫，很好奇你父親的寫作狀態是怎么樣的？

汪朗：60歲后分為幾種狀態，幾個階段，《受戒》前后，80年左右，進入井噴期，覺得找到了發揮自己特長的角度，就是寫他熟悉的生活，用一個新的角度來反映。這么多年積累的東西翻出來，所以處于比較亢奮的階段。他沒有書房，我們家兩間房住5個人，平常搭一個行軍床，只有一張桌子，小妹妹上夜班前要睡覺，也是老頭兒最想寫東西的時候，沒地方寫，在外邊轉圈，總問到點了沒，想讓妹妹起來。我就開玩笑，你看老頭兒那狀態，好像母雞憋著蛋，管他叫下蛋雞。開始老頭兒還反駁，后來也適應了，說今天要下個大蛋，金蛋。小說題材寫得差不多了，寫散文就比較有規律了，不用那么著急，早睡早起。我們睡懶覺，他早起做改良版的陽春面，吃完坐在沙發上，捧著一個茶杯，我說他是老僧入定，誰說話都跟聽不見一樣，然后去書房兼臥室，不緊不慢地寫。他寫東西的特點是，想好了再寫，基本一氣呵成，他寫完的稿子紙面是很干凈的，清清爽爽的。因為他駕馭文字的能力不在話下了，總能找到最準確的表述方式。比如京戲《沙家浜》中有一段二十幾句的唱詞，他琢磨一會，抽了兩根煙，一下就寫出來了。

《受戒》（蘇北手抄）

汪曾祺的文章和文論相得益彰

劉政屏：你追汪曾祺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蘇北：97年我回到合肥工作，在安徽文友中我對汪老的了解應該是第一名。每次吃飯，朋友都說，今天吃飯不許說汪曾祺好不好。一坐下來我就開始說，我確實不是有意的，腦子里有回環的。當時我在《新安晚報》上發了很多文章，其中很多是寫汪曾祺的。關于上面汪朗說的汪先生來安徽的事，還可補充兩個細節：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瀾來合肥，逛包河公園的時候作家墨白問他，汪老，你拎著小布袋子干嘛？好像出去買菜。汪老說，帶個袋子方便，看有什么好的買些，那樣子給人的感覺特別平和。汪曾祺逛包河，有畫意，樣子很特別。二個是黃山的程鷹跟我說，陪汪老他們去老街，在新安江邊上吃龍蝦喝啤酒，汪老買了兩包煙，往程鷹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售貨員找的錢，一抓往兜里一塞。后來程鷹把他們送上飛機走了，程鷹晚上從新安江邊過，看兩個老頭還在那喝啤酒吃龍蝦。原來合肥下大雨，飛機飛到合肥，天上轉了一圈又飛回到黃山了，兩個老頭又回到黃山的賓館，被程鷹撞上了。

蘇北

劉政屏：這次參加別集的編輯，有什么感受？

蘇北：我當時喜歡汪曾祺，基本是一個人的戰斗，后來在喜歡的過程中找到不少同好，成為朋友。我也通過閱讀汪曾祺，慢慢從一個頑皮的少年變成喜歡讀書的小青年。應該說，寫作幾十年，把自己僅有的一點能量都釋放出來了。后來汪先生的粉絲團不斷擴大，而且發現喜歡汪先生的皆可成為朋友。幾十年來，通過各種渠道互相認識，比如楊早、徐強、李建新，還有我的好友龍冬、顧建平等等。別集的十個編委，每人負責兩本，都是最喜歡的人做最喜歡的事，特別有意思。我認為別集是全集之外最好的版本。在編輯過程中，大家互相補充，互相碰撞，產生了不少“巧思”。編輯這個書的過程，我們都很愉快。

徽派總監馬麗春現場向嘉賓贈送禮物

劉政屏：這么多年讀汪、寫汪，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蘇北：分兩個階段。前十年偏重回憶，后十年對作品的梳理有了理性的認識，感性的部分少了。理性的作品分析的成份多了。比如剛開始我們對稱他是“最后一位文人”、“最后一個士大夫”什么的，我們也沒有感覺什么不妥。后來通過深入研究，發現不是這么回事，汪先生貌似“舊文人”，其實他骨子里是個“現代派”，他讀的是西南聯大，受的是“五四”影響。他是個有著傳統的漢語審美的現代派，比如他對女性的解放，女性個性的張揚，是贊美的。我們給他的界定，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這也是汪先生自己的定義。我認為，這個概念是比較準確的。還有一個是，汪先生不是自發式的寫作，他是有認識的寫作，或者說是有理論支撐的寫作。他一邊寫一邊補充自己的文學理念，通過自序或者給青年作家寫序或者文論，來闡述自己的文學主張。可以說，他的文章和文論是相得益彰的。現在很多研究者說的話都是他文論里的話。可以說，汪先生是一個十分清醒的寫作者。至于說給汪先生立傳，若要寫得好，必須具備與汪先生同等的學養，才能寫他的精彩。我原來有個想法，用片段的方式去做，比如說汪曾祺在世77年，我想用汪曾祺的77個鏡頭，來概括他的一生。可是這種寫法也很難。想寫好，我也很難駕馭得了。后來發現喜歡汪先生的人太多了，我就默默地退后了，做個悄悄的閱讀者也不錯，可是現在不大容易做到，因為每年各種原因，都要做一些汪先生的事情。因為喜歡，做這樣的事情也很快樂。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記者 李燕然/文 薛重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