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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訊 “大 姐,來 一 碗 豆 腐 腦!”“好嘞!”62歲的蔣同扣應聲后,將豆腐腦盛入碗中,再澆上一勺子汁,灑上香菜、花生米,很快就把豆腐腦端上了桌。在合肥梨花巷,蔣同扣的豆腐腦攤位并不起眼,卻溫暖了很多人。她每天早上6點出攤,80歲以上老人、10歲以下兒童、攜帶獻血證者均免費。每天上午9點半,她還會把豆腐腦送到附近獻血車上。無論工作人員、志愿者還是獻血者,都能免費吃上一碗豆腐腦。去年,蔣同扣簽署了遺體捐獻協議。她說:“我沒有多少文化,也不能為社會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是不管人活著還是死了,對社會有用,我就感到高興、幸福。”
蔣同扣每天要送出去20來碗豆腐腦。
老人和兒童能免費吃
11月14日早晨7點多,冬日寒風料峭,但蔣同扣的豆腐腦攤熱氣騰騰。她忙碌著,給顧客們一碗一碗盛豆腐腦。
“我早上6點就出攤了,一天能賣五六十碗。”蔣同扣說,她每天凌晨2點左右起床,然后開始淘洗豆子,揀豆殼,做豆腐腦,清晨5點多推著豆腐腦手推車出門。
梨花巷是合肥一條著名的小吃街巷,里面有各色小吃。蔣同扣的豆腐腦攤在這里并不起眼,卻很特別。長約2米的手推車掛著一個紅色條幅,上面寫著:80歲以上老人免費 10歲以下兒童免費 攜帶獻血證者免費。
怎么判斷老人和兒童的年齡?蔣同扣說,80歲和10歲是一個概念,主要是靠直覺判斷,不需要憑證。她只是希望能為老人和兒童盡自己一點力。
“她家豆腐腦口味好,我隔一兩天就要過來買。”市民姚奶奶今年78歲了,滿頭銀發,“她不收我錢,但是我堅持要給。她自己條件并不好,我們能吃到這么好的豆腐腦就很高興了。”
不只80歲的老人和10歲以下的兒童,蔣同扣看到有些殘疾人士或衣著陳舊的人過來吃豆腐腦,都不收錢。“我覺得他們很不容易,我能幫一點是一點。”蔣同扣說。
她還把自己的手機號碼印在條幅上。有的人腿腳不便,一個電話,她就送豆腐腦上門。
梨花巷毗鄰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每天上午9點半,蔣同扣會把豆腐腦送到醫院內的獻血車上。每周一到周四,她還把豆腐腦送到醫院對面的獻血屋里。
“我一只手能拎四碗,兩只手八碗。再多,豆腐腦就要灑出來了。”蔣同扣說,無償獻血,挽救生命。她為獻血者、志愿者和工作人員送上一碗免費的豆腐腦,也是在做好事。
做好事是兒子的建議
一碗豆腐腦3元錢,每天送出去的豆腐腦大約二十碗,合計60元錢。這對蔣同扣來說,其實不是個小數字。蔣同扣生活并不寬裕,租住在梨花巷一個1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個月租金300元。她的生活非常節儉,一件衣服穿了10多年,中午吃飯經常也就兩個芋頭和玉米。
那么,她為什么會做這種“傻事”?對此,蔣同扣說出了埋藏在心里的秘密。
“我兒子1982年出生,丈夫1984年就患病,一病不起。”蔣同扣說,她不僅要照顧幼小的兒子,還要照顧患病的丈夫,一個人像是帶著兩個孩子生活,日子過得艱難、壓抑。
做保潔、賣冰棒、賣臭豆腐......蔣同扣苦苦支撐著這個家,街道社區給予了她很多幫助。“1998年我丈夫去世,我每天起早貪黑地干,還要養活兒子。”蔣同扣說,后來兒子考上了大學,成為了一名律師。
生活終于可以緩一口氣了,蔣同扣很欣慰,“兒子說,‘媽媽,你不要那么辛苦了。’但是我不能停下呀,兒子沒有房子,也沒有結婚。兒子就說,‘媽媽,如果你要干,你就多做好事,賣臭豆腐不要收學生的錢’。”
蔣同扣告訴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客戶端記者,兒子的建議讓她很受觸動,因為小時候母親曾經教育她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但是當時賣臭豆腐不收學生的錢不現實。兒子結婚后,這幾年我沒什么負擔了,2017年我就學做豆腐腦,老人小孩、獻血者、志愿者都免費吃。”
蔣同扣說,每個月賣豆腐腦的收益有三四千元,但是除去成本、房租等,剩不了多少錢,“人會累一點,但是能做好事,我覺得很幸福。”
夏天酷熱,把豆腐腦從鍋里倒入桶內,容易燙傷,蔣同扣的雙手不知道被燙過多少個泡;冬天嚴寒,有時大雪把推車的大傘壓倒,風雪中她一個人只身扶起,繼續售賣。在蔣同扣心里,她不僅是在賣豆腐腦,更像是“站好崗”,因為有的老人等著她出攤。并且,她還要給獻血車、獻血屋送上熱騰騰的豆腐腦。
已簽署遺體捐獻協議
“她生活勤儉樸素,為人善良熱心,還常常和我們一起參加志愿活動。”合肥經開區三獻志愿服務愛心社志愿者許安江告訴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客戶端記者,蔣同扣會參加敬老院的助老活動,也到火車站幫助老弱病殘的人扛行李,還資助貧困學生,“今年夏天,她資助了高劉小學一名女孩,花了兩千多元給孩子買了很多衣服和文具。”
“這女孩是一名單親家庭的留守兒童,身世很坎坷,我很心疼她。”蔣同扣說,她給女孩買了帽子、毛衣、保溫杯、文具等物品,以后每年都去看望女孩,并打算資助女孩上中學、大學,甚至碩士、博士生,“雖然我沒多少錢,但是只要她愿意讀下去,我就會盡最大的力量去幫助她。”
去年3月,蔣同扣做了一個讓家人震驚的決定——去世后無償捐獻遺體。盡管此前她做了兒子很長一段時間工作,但簽署協議時,兒子還是難以接受。
“孩子都哭了,他的心情我能理解。”蔣同扣說,其實10多年前她就有了這個想法,但一直不敢說,就是擔心家人有顧慮,“我小時候上學不到半年,不識字,也沒什么本事,一直忙忙碌碌,對社會沒有什么貢獻。我有什么辦法能對社會有貢獻,我能想到的就是死后捐獻遺體,不管是救人還是搞研究,總是能發揮一點作用,那我也會感到高興、幸福。”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見習記者 江振煥 記者 鐘虹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