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馬，知名財經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先鋒作家，桐城市作協會員。“吾球商業地理”公號創始人。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恰桐城少年》等十數部作品。

大皖新聞訊   近日，桐城中學1997屆校友王千馬在他的新書《城市戰爭：國運、時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國區域沉浮》中，有一章節深度談到了安慶。

春節假期，王千馬在接受了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記者專訪時，暢談起了在未來的城市戰爭中，安慶“重振雄風、重塑輝煌”等方面的思考。

                                                                        王千馬新著《城市戰爭》

新安晚報：打撈城市發展變遷，作為家鄉人，談談您對安慶歷史和現在的認識？

王千馬：安慶當年是長江五虎，背后的原因是“長江”。今天成為安徽老五，背后的原因也是“長江”。在五虎時代，也是長江的黃金時代。安慶之所以建城，甚至在康熙江南分省之后，成為安徽的首任省會，也正是其位于長江沿岸，為武漢至南京之間的重要節點。“分疆則鎖鑰南北，坐鎮則呼吸東西”。向上，可控洞庭、彭蠡，往下，一瀉千里，直面的便是毫無屏障的長江中下游。所以，在舊中國南北關系比較緊張的時代，襄陽和安慶就成了軍事重鎮。蒙古人當年打下襄陽，然后沿漢水進入長江，再打下安慶，南宋就在劫難逃。

在軍事重鎮之外，讓安慶被認真對待的，還在于其商業上的流通。在舊中國，由于生產力的低下，水路交通永遠比陸路交通具有更好的性價比。哪怕到了清末被動的沿海開放時代，由于長江水路可以讓中國內陸對接沿海，所以沿江也相繼得以開發。因境內水道彎曲，安慶成為天然避風港，水域全年都較為穩定，可全年通航。加上盛唐山附近又有皖河于此交匯，所以在相當長時間內，來自上下游的諸多貨物，大多選擇從安慶中轉或流通。尤其是腹地盛產的棉花、茶葉、稻米等農產品源源不斷地涌進安慶碼頭，并隨著貨輪發向全國各地，安慶不僅名揚全國，而且也為自身的商業發展孕育出了肥沃的土壤。到今天，我還記得安慶出過很多老字號，像胡玉美、余良卿、江萬春等。

所以我才會在《城市戰爭》這本書一開始，從迎江寺面前的那一灘江水開始寫起，盡管水患讓安慶備受困擾，但長江卻是安慶這座城市的產婆。

不過，安慶成于長江，但恰恰也因為長江在近代的“失落”，而“敗”于長江。在這種失落的背后，除了沿海開放中對沿海的資源傾斜之外，鐵路交通的興起，讓水路變得相形見拙。不幸的是，在中國近代這一股基建浪潮當中，安慶甚至包括日后的省會合肥，都陰差陽錯成為了邊緣者，沒有享受到早期鐵路帶來的紅利，以及巨大的加持。

一邊是長江喪失自身的優勢，更要命的是，持續不斷地去“南京化”，讓安慶也最終失去了自己的省會位置。多年來，安慶作為南京上游的門戶，動亂時代，打南京必須打安慶，這造成了安慶作為一省省會，卻需要為另一省背鍋。所以，為了保證安徽整個省的發展，居中的合肥成了必然之選，這也讓安慶在近代失去了重要的政策資源。

今天我們很少有人能回望當年安慶的風光。看當地文化學者汪軍兄的著作，你會發現，清末民初的安慶，是那么的人文薈萃。桐城派后期大師很多都曾活躍于省城，今天著名的桐城中學就是從省城起步。胡適曾于省城講學。而在安慶城天臺里街“世太史第”，則誕生了趙樸初。在趙樸初故居，我看到蘇雪林的照片。作為趙的詩詞課老師，江南才女蘇雪林和張愛玲一樣同為近代傳奇女子，十八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安徽省立安慶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劉文典主持的安徽大學也在此地。這里不僅出文人，還出藝術家，有先后演出《棠棣之花》、《虎符》、《天國春秋》的舒繡文……更重要的是，曾國藩當年創建的安慶內軍械所，不僅讓它成為中國近代工業不容忽視的“源頭”，更讓安慶這塊熱土因緣際會地成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端和肇始之地。此后安慶的近代化工業次第展開。安慶之所以在2005年被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這一段經歷不無關系。但問題是，隨著安慶在1950年代丟失省會地位，這樣的風流也雨打風吹去。這段經歷很像鄭州取代開封成為河南省會，隨著資源和人才的轉移，開封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鄭州坐大。

王千馬說，在安慶采訪的過程中，有安慶當地領導就提到，當年的安慶，很多人才都流失在外面，尤其去江浙，就會發現只要是制造業的工廠，里面的車間主任或分管生產的廠長，基本上都是安慶出來的。

這不禁讓人感嘆，政治地位的變動，資源和人才的流失，讓安慶一步錯步步錯；與此同時，錯失鐵路交通，到1990年代才有鐵路的氣息，讓安慶一步慢步步慢。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沿江發展所造成的地形逼仄，讓安慶長期保持一種“蝸居”的狀態，這在有外來血液進補之時，還能保持旺盛的活力，一旦成為一塘靜水，就容易導致思維出現定勢，難以打破。安慶之所以落伍，也在過去很難找到內生動力有關。

但是距離長三角很近，對和平時代的安慶，同樣也是優勢。它接下來要做的，是不斷地解放思想，不停地向東看。但不得不承認，合肥是省會，在強省會時代，注定著安慶很難超越，阜陽有自己的人口優勢，而蕪湖和滁州，則比安慶更靠近江浙滬……

                                        王千馬新著《城市戰爭》一書中有關安慶的章節

新安晚報：如何讓優秀而深厚的文化底蘊在新一輪文旅中心城市中發揮作用？

王千馬：老實說，文化底蘊深這個問題讓我立馬想起自己在《城市戰爭》中寫的開封，以及洛陽、西安這些古城。因為它們都有一段屬于自己的城墻。在我看來，這個城墻就是文化底蘊的“物化”。但是，由于這堵“墻”的存在，讓它們優越感十足的同時，也遮蔽了它們向外看的視野，最終導致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包括洛陽、開封之內大半個中原的“經濟塌陷”。

安慶也有這樣的墻，當年為了造安慶城，幾乎拆光了晥口。尤其是南宋嘉定十年（1217）五月，安慶知府黃干以“金人破光州”為由，奏請朝廷，建城御敵，據《宋史·黃干傳》記述推算，安慶城墻長度為1440丈，約合9.6里，城門、壕塹和防御設施畢備。而安慶下轄的桐城，更有座全國聞名的墻，為全國唯一的正圓形城墻，輪廓形似龜殼，取“龜永壽”的意向。這樣的城墻，曾抵御了張獻忠率軍數次沖擊，保護了縣城安寧——只可惜，在抗戰期間為了防止“資敵”，當地政府竟將桐城的古城墻拆除。而安慶的古城墻啥時候拆的，我很長時間不清楚，后來查資料，說是在1950年代拆除的，只在大觀區北正街附近，至今有一段古城墻遺址，而它是作為監獄的外墻而存在。

盡管城墻沒了，但是無形的墻還存在。它們扎根在人們的心里，卻不容易一時被拆除。這讓大家感受傳統文明所帶來的封閉的同時，也同樣難以突破自己。所以，安慶之所以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舉步維艱，和各種變故有關，也和我前面所說，內生動力缺乏有關。

但話又說回來，我們將自己的城墻拆除掉，真的就對么。換句話說，我們將自己的文化底蘊當成包袱拋棄掉，就對么？這顯然值得商榷。今天，顯然已經不是過去那種一心向錢的時代，隨著人民逐漸富裕，腰包也逐漸鼓脹起來，他們對人生的訴求，已經不止是吃喝玩樂，正如馬斯洛需求理論中，人在滿足了最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之后，還需要更高級的審美和自我實現，對被時代一度邊緣化的開封來說，有著宋韻水城，北方罕見；明清城墻，全國第二的它又會成為時代的香餑餑。同樣，有著迎江寺、振風塔、大觀亭、倒扒獅街，還有著天柱山、太湖五千年文博園、懷寧孔雀東南飛景區，以及赫赫有名的歷史文化古城桐城的安慶，也肯定會成為新一輪文旅中心城市。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四個自信”，其中，堅定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也成為我們國人在新時代的要求和必然決心。某種意義上，優秀而深厚的文化底蘊正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重要來源。站在這些底蘊之上，將會幫助我們看得更遠，望得更清，從而找回并認識我們發展的理念和價值觀。

此外，文化底蘊還能極大地提升一個城市的素養，也是一個城市打造自身獨特個性的一塊重要“基石”。正像我此前常說，今天很多城市都千城一面，讓你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到了哪里，但是，當這個城市擁有無數文化地標，它會在潛移默化中告訴你，這就是桐城，這就是安慶，這就是我，不一樣的煙火。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今天很多城市重新恢復名人故居、恢復文物設施，甚至重新修葺城墻的重要動因，但問題是，過去被毀掉了，再也很難修回來了。

這里我還想說的是，雖然現在很多地方又在修“墻”，但我認為，人心里的那堵“墻”，還是要持續不斷地予以拆除，拆凈，拆清。只有將心里那種高高在上，讓人躲在小樓成一統不管外面春夏與秋冬的墻給拆除，才能真正打開自己，才能真正認識世界。

                                                             王千馬在講課時的情景

新安晚報：在未來的城市戰爭中，談談您對安慶“重振雄風、重塑輝煌”的路徑有哪些建議？

王千馬：接上個話題，我覺得安慶在未來城市戰爭中立足，破除舊有的心結，一定是得放在首位的。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雖然安慶有著輝煌的過去，但今天的安慶已然不是安徽的省會，我們就不要念念不忘，甚至妄想省會何時能重新回歸，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我們更需要的是，如何迎難而上！安慶要想發展，只能深化開放，積極利用好長三角一體化的東風——正如當地所認為的那樣，“促進思想觀念、體制機制與發達地區等高對接”，要堅持“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的引領型發展；要講效率和效益，還要講“競爭”，“一匹馬如果沒有另一匹 馬緊緊追趕著并要超過它，就不會永遠疾馳飛奔”。要引導企業強化市場主體意識，千方百計增強內生動力，此外，在共同富裕、中西部崛起的背景之下，如何利用好沿江節點城市的區域優勢，來重新出發。

只有放下執念，我們才有可能做好自己的產業振興。安慶不是沒有發展產業的機會，尤其是隨著沿海產業外溢，安慶正是除蕪湖等城之外，承接產業轉移的最佳前沿陣地。近年來，隨著長江經濟帶的打造成為重大國家發展戰略，可以上接武漢、九江，下接南京、上海的安慶，樞紐價值又一次被重新發現。它可以和眾多大城一起同氣連聲，在產業上互通有無，并通過長江這個運輸通道，輸送出海。

對安慶來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優勢，那就是多年的文化底蘊上所噴薄而出的人才。我在《城市戰爭》中就列舉過那些在外作出巨大成就的安慶人才：比如說潛山人王文銀創辦了正威集團，韓定旺創辦了衛康制藥，而閻焱是軟銀賽富亞洲投資基金首席合伙人，太湖人李斌創辦了蔚來汽車，望江人陳奇星創辦了長盈精密，宿松人洪清華創辦了驢媽媽，孫濤勇創辦了微盟。更何況還有多年名聲在外的桐城人，其中有李縝創辦了國軒高科，畢國祥創辦了天津 寶迪，桂四海則在香港組建了遠航集團有限公司成為新一代“船王”，還有吳曼青出任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彭壽出任中國建材國際工程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當然還有一位就是在南京創辦了雨潤集團的祝義財……這讓人感慨，安慶一直在支援全國，但就是心里“沒有自己”。雖然，這些人才一度流失在外，但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心懷故土。對安慶來說，如何推動這些人才回流，一定會讓自己的產業事半功倍。幸運的是，今天的安慶，正在積極的“內建平臺，外聯老鄉”。也就在2022年年底，桐城市政協主席潘利民和副市長占娜就帶隊趕往我所在的成都，在代表家鄉領導看望我們這些在川游子之外，還積極推動桐城商會在成都的成立。他們希望，桐城商會成立之后，一方面要成為鄉友共同發展的平臺，另外一方面，就是鏈接四川和家鄉，為家鄉的發展更好地添柴加火，出謀劃策！

除了“引流”，安慶要想重振雄風、重塑輝煌，還需要做好自己的內部建設。作為桐城人，這些年來深感安慶各區縣的合力不是太強，這除了跟安慶城過于促狹，有點小牛拉大車的感覺，還跟安慶是一個地形多樣的區域有關，這里有山區縣，有平原縣。此前由于交通的阻隔，導致北邊的桐城和西、南的潛山、宿松、望江、太湖之間的聯系，并不是太緊密。直到今天，很多桐城人都未必去過太湖或者望江。所以，這需要安慶通過交通，以及各種產業、文化的交流，加強各區縣的連接，讓安慶成為安慶人的一個真正共同體。此外，由于在普鐵時代的失落，導致安慶被邊緣化多年，如今，隨著高鐵建設的突飛猛進，安慶不能再遲疑。還是很幸運的是，今天的安慶，顯然在高鐵時代，已經抓住了其跳動的脈搏。這樣一來，高鐵加上長江水運，安慶的區位優勢更加凸顯出來。

對外建設上，一是，安慶要放下自己對合肥的成見，積極通過桐城這樣的一個橋頭堡，和合肥牽手。在我于家鄉生活的十多年內，“安合公路”曾是我跳不開的地標。它將安慶和合肥連接在了一起，而桐城則居中而坐。今天的安徽，依舊需要新的安合！對安慶來說，省會合肥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它隨著科創的發展，以及強省會戰略的推出，已經成為長三角的副中心城市。更重要的是，隨著合蕪馬三分巢湖，合肥的邊緣已經和安慶相接！接下來，除了自身和合肥的互動之外，安慶還需要努力推動桐城融入合肥都市圈，借勢發展；相應的，合肥也需要安慶。得承認，這個當年的廬州，在這些年來提升迅速，為國人所矚目，但是城市的腹地，以及文旅資源相對欠缺。如果能聯手安慶，不僅讓合肥進一步“通江達海”，更讓合肥能留住人流，以及人才。大家來合肥，談談產業，談談合作，然后再順道南下，看看風景，體驗一下文化，這一趟的旅程，便顯得圓滿了；

二是，安慶還需要順著長江向下看，正像我在《城市戰爭》中所寫，“下游的蕪湖雖然在省會爭奪戰中敗于合肥，此后在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頸，但是，積極對接江浙滬并努力融入南京都市圈，還是讓蕪湖在近些年突飛猛進，不僅在安徽全面推進與江浙滬協同合作中和馬鞍山等城市一起成為‘排頭兵’，而且還致力打造省域副中心，以及智造、創新、開放、生態‘四個名城’。至于馬鞍山，這個因鋼而興的城市，根據2022年初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在全力建設現代化‘生態福地、智造名城’，奮力打造安徽的‘杭嘉湖’、長三角的‘白菜心’——某種意義上，安慶如果能和馬鞍山、蕪湖聯手，打造皖江城市群，和合肥交相呼應。這樣，安徽的發展便擁有雙核動力。 ”這也讓人很難不產生這樣的想象，正像我為安慶所寫的這篇文章所定的標題：“昔日‘長江五虎’，今嘯皖江經濟帶”。當然，“安慶可以承認蕪湖的成績，但也別忘記自己才是皖江流域唯一一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日后又添桐城）。它應有自信，也有責任帶領大家一起共同構建長江沿岸文化高地。”

我們需要安慶的再崛起，它不僅有這個能力，而且，從武漢到南京這漫長的長江北岸，也需要一座有影響力的城市。如果有，那一定非安慶莫屬。

                                                          名家對《城市戰爭》一書的評價

新安晚報：對于家鄉的黃梅戲，您有哪些感悟？

王千馬：說起黃梅戲，很湊巧，我在2022年底正好看了一場劇場版，那是安慶黃梅戲劇團到成都來演出！作為安慶人，能在成都看一場《女駙馬》，既是懷舊，也是懷鄉！想我上一次看黃梅戲，還是多年前回合肥請家人看“王小二過年”！說起來，從小對黃梅戲接觸得不是太多，但一直很喜歡那種調調，有時還會哼哼“郎對花姐對花”，雖然哼不完全，但一哼便覺得這就是我的音樂“基因”！

有人說黃梅戲節奏很慢，其實很多劇種都咿咿呀呀的，半天唱不完一句話！就像源出我們安慶徽班的京劇，小時除了武戲，很多文戲都讓我看不下去！但是年紀越大，越覺得那一抬手一舉足中，都是藝術！現在很多人不喜歡這些戲劇，除了不懂，或是戲劇內容本身和現代有些脫節之外，還跟當下這個社會的喧囂有關！當大家都急吼吼地往前跑，看見利益都拼命地爭，自然而然就沒有好的心境，來接受這些藝術的熏陶！

然而，因為這個社會節奏快，我們就不需要黃梅戲，就一定要把黃梅戲掰快？這倒有一些潑澡水卻將孩子給潑掉的意思！

相反，正因為這個社會節奏快，我們更需要像黃梅戲這樣的慢節奏的存在！它讓我們學著從世俗中抽身，去嘗試接受那些咿咿呀呀，就像今天我們都在說，努力去過個“慢生活”！這不是躺平，而是讓自己安靜下來，學會傾聽自己內心真正的聲音！

我希望以后有機會還能聽聽黃梅戲！當然，倉廩實而知禮節，當大家的經濟實力都提升了，肯定會向文化尋找心靈撫慰的，這也是國家強大了，文化肯定會自信一樣！說起來，比起西方的歌劇，中國的很多戲曲也具有相當的藝術性，它們能風靡，我們同樣也可以！不過，有個問題值得大家考慮，就是剛才提到的，我們的戲曲表現的很多都是過去的內容，反應當下生活不多，所以造成了戲曲和當下脫節！我們的戲曲該如何走進今天，值得每個戲曲從業者思考！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記者  蔣六喬